面对日益严峻的舆论压力和市民的不满，青岛市相关部门不得不采取行动。
首先，桐城市园林局牵头进行整改，对之前不合理种植的树木进行清理，重新规划城市绿化方案，停止了盲目种树的行为。
对于已经死亡的树木，不再简单重复种植，而是根据不同区域的生态条件和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绿化方式。
随后，市副市长代表相关部门公开道歉，承认在种树工程中存在规划不科学、决策不民主、执行不到位等问题，对给市民生活带来的不便和不良影响表示歉意，并承诺今后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充分听取市民意见，科学推进城市绿化建设，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这场引发民怨的 “种树大赛” 虽然以整改和道歉告终，但留给人们的反思却远未停止。
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科学的规划和民主的决策，任何脱离实际、违背民意的行为，最终都只会遭到群众的反对，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绿化建设不是简单的 “种树数量比拼”，而是要真正从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市民生活质量出发，尊重自然规律，倾听群众声音，这样才能让城市绿化真正惠及于民，让城市发展更具温度和可持续性。
将老百姓比作 “墙头草”，本质上是对民众主体地位的误读，更是对社会运行规律的片面认知。
从历史维度看，民众始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 —— 战国时期 “百家争鸣” 的思想繁荣，源于士农工商对治国理念的主动探索；
近代中国从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的征程中，无数普通民众以家国情怀为炬，在抗争与建设中凝聚起磅礴力量；
当代社会，从 “最美逆行者” 守护抗疫防线，到 “银发志愿者” 扎根社区服务，再到无数人在岗位上践行 “工匠精神”，老百姓的价值选择从未被动跟随，而是基于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公平正义的向往，主动参与到社会风气的塑造中。
这种认知偏差的根源，在于忽视了民众的自主判断能力与道德自觉。
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的行为选择虽受外部环境影响，但核心驱动力始终是内在的价值认同 —— 当社会倡导诚信，民众会主动拒绝欺诈；
当公平正义成为共识，民众会自觉维护规则。所谓 “风的方向”，本质上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具象化，而这一价值观的形成，绝非国家单方面 “掌控” 的结果，而是国家治理导向与民众价值追求同频共振的产物。
若将民众视为被动 “倒向” 的墙头草，既否定了民众的主观能动性，也弱化了社会风气建设中 “共建共治共享” 的核心逻辑。
认为 “管好风的方向是国家掌控能力问题”，虽看到了国家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却混淆了 “引导” 与 “掌控” 的本质区别。
国家对社会风气的作用，绝非通过强制力 “设定风向”，而是通过制度建设、价值引领、公共服务，构建让善念得以生长、善行得以弘扬的社会环境 —— 这是 “引风” 的智慧，而非 “控风” 的强权。
小主，
从制度层面看，公平的分配制度能减少因资源失衡引发的浮躁风气，完善的法治体系能遏制 “钻空子”“走捷径” 的投机心理，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能让民众在安全感中涵养包容互助的心态。
例如，我国持续推进 “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不仅铲除了违法犯罪势力，更清除了滋生 “以暴制暴”“人情大于法理” 的土壤，让法治信仰成为社会共识；
近年来大力推进的 “乡村振兴” 战略，通过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弘扬乡村文明，让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的传统美德在乡村焕发新生。
这些实践证明，国家治理的核心是 “搭好舞台”，让民众的正向价值选择有制度保障、有实践空间，而非通过 “掌控” 迫使民众被动跟随。
从价值引领层面看，国家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时代楷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风气注入精神内核。
从 “时代楷模” 张桂梅扎根山区办学，到 “感动中国” 人物吴天一守护高原牧民健康，再到 “最美医生”“最美教师” 等评选活动，这些榜样并非国家 “强加” 的符号，而是民众从心底认同的道德标杆 —— 他们的事迹之所以能引发共鸣，正是因为其承载的坚守、奉献、担当，与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高度契合。
这说明，国家的价值引领不是 “单向灌输”，而是 “价值唤醒”，是将民众心中潜在的善念转化为普遍的社会行动，让 “好风” 自然形成、持续吹拂。
社会风气的好坏，从来不是单一主体的责任，而是国家治理效能与民众参与程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若脱离民众的主动参与，国家的治理措施再完善，也会沦为 “空中楼阁”；若缺乏国家的正确引导，民众的个体行为再积极，也难以形成规模化的正向风气。
二者如同 “风” 与 “林” 的关系：国家治理是 “引风” 的手，为 “林”（民众）提供生长的方向；
民众参与是 “成林” 的根，让 “风”（风气）有了承载的基础，唯有二者协同，才能形成 “风过林梢，生机盎然” 的良性循环。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这种 “共生” 关系体现得尤为明显。
近年来，我国许多城市推行的 “社区议事厅” 制度，让居民自主讨论社区事务、参与环境整治、制定邻里公约 —— 国家通过搭建议事平台 “引风”，居民通过主动参与 “成风”，最终形成了 “人人参与、人人共享” 的社区文明风气。
再如，“光盘行动” 从民间倡议发展为全国性的节约风尚，既离不开国家对 “制止餐饮浪费” 的政策引导，更离不开无数民众在餐桌前的自觉践行；
“垃圾分类” 从 “要我做” 变为 “我要做”，既得益于国家的制度规范与宣传教育，也依赖于民众环保意识的觉醒与日常习惯的养成。
这些案例充分证明，社会风气的培育，是国家 “搭台” 与民众 “唱戏” 的结合，是治理导向与个体行动的统一，任何将二者割裂、片面归因的观点，都不符合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