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3次模拟失败。”

机械合成音在蓝光弥漫的实验室里回荡时，艾哈迈德正用镊子夹起一片干枯的骆驼刺。这是上周从乌兰巴托博物馆借来的标本，标签上写着“1227年，成吉思汗行军途中的饮水标识”。此刻它的根须正悬在量子计算机“忽里勒台”的主机上方，像某种诡异的献祭。

“失败原因？”他头也不抬，指尖在触控屏上滑动，调出《大札撒》的电子版。波斯文的活字在屏幕上跳动，第23条“马死则分肉，车坏则共修”的条文被标成了刺眼的红色——这是三天来第七次在同一处卡壳。

“供应链模型出现悖论节点。”AI助手的声音带着电流杂音，“电子厂商要求零库存的响应速度，与服装巨头的备货预警机制产生不可调和冲突，符合《大札撒》第45条‘有余则济’的修正阈值，但……”

“但什么？”艾哈迈德终于抬头，实验室的冷光在他深褐色的瞳孔里碎成星点。他祖父的银质弯刀就挂在身后的墙上，刀柄镶嵌的绿松石正对着主机箱，那是阿富汗草原上的传统——用祖先的兵器镇压失控的器物。

“检测到未知数据包入侵。”AI突然切换成红色警报模式，屏幕上的波斯文开始扭曲，逐渐聚合成一行蒙古文。艾哈迈德瞳孔骤缩，那是他童年时祖父教的第一个句子：“信使不该被马蹄追上。”

这是《大札撒》里关于驿站制度的核心条款，也是他转化为物流算法的基础参数。可此刻这句话的末尾，多了个奇怪的符号——像只断了弦的弓，箭头直指主机箱的散热口。

“定位来源。”他按下紧急制动键，指尖却在发抖。上周在乌兰巴托，博物馆馆长掀开元代递铺图的刹那，也曾用同样的符号在他掌心画过一次，当时只说是“八百年前的程序员留下的彩蛋”。

“数据包来自……成吉思汗陵的Wi-Fi热点。”AI报出的结果让艾哈迈德猛地站起，椅子在金属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线。他想起馆长临别时塞给他的羊皮卷，此刻正压在实验室的咖啡机底下，卷首用朱砂画着和屏幕上一样的断弓符号。

羊皮卷展开时，咖啡渍晕染的墨迹突然清晰起来。不是他以为的驿站分布图，而是张手绘的电路图，节点标注着“怯薛军岗哨”“急递铺”“子母炮阵地”，连接它们的导线走向，竟与“忽里勒台”的内部线路图完全重合。

最下端有行小字，是祖父的笔迹：“1943年，我在坎大哈的军火库见过同样的图，德国人说这是‘闪电战’的原型。”

艾哈迈德的呼吸骤然停滞。他祖父曾是苏联红军的通讯兵，1945年攻克柏林时缴获过一批纳粹档案，其中就有关于蒙古军事体系的研究报告。那些泛黄的纸页现在还锁在他书房的保险柜里，第17页用红笔圈着的句子突然在脑海里炸开：“蒙古人用驿站网络实现的‘分布式指挥’，与量子纠缠的原理惊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