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东林党背后的金主也浮出水面——

江南的盐商、绸缎商们私下凑了银子，还帮着牵线搭桥，竟让他们弄出了一份“攻守盟约”，明着是“共保江南安宁”，暗里却藏着对抗朝廷的心思。

乾德元年，皇帝拗不过大臣的请求，将南方事务交给他们处置。

于是朝廷接连几道令旨下去：

调黄得功、高杰、刘良佐三部，分别移驻扬州、凤阳与庐州，军营刚扎下，粮草便跟着运到；

又给何腾蛟拨了大批钱粮，让他在当地自筹募兵，扩充军力。

紧接着，五军都督府联合兵部与内阁，给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广西的各军卫所都发了军令，字里行间透着严厉：

“加紧练兵，枕戈待旦，不得有半分懈怠。”

另一边，给地方布政司、教谕使及各州知府、知州的文书也随之发出，只一句话：

“密切关注地方，一月后回京述职，吏部考评。”

消息传到内庭，曹化淳、王德化与王承恩三人忙凑在一起，对着各地送回的密报与文书反复分析。

几人熬了两个通宵，终于得出结论，次日一早就进宫向乾德皇帝汇报：

“圣主，如今南方各省已是风声鹤唳，只是其中乱象颇怪。

我们是否向各地守备监军下旨？”

他们指着文书上的记录解释：

“地方上的监军，至今没收到内庭的旨意；

巡按也没拿到督察司的文书；

唯有巡抚得了练兵的军令，这显然不合朝廷规矩。

说白了，就是政令不通——

哪怕军部出具的文书盖了内阁与五军都督府的印，又加了调兵印玺，可只要不是军部、督察院、内监局三印齐聚，令旨完全一致，地方上便敢‘可奉可不奉’，阳奉阴违的苗头，已经很明显了。”

其实在万历年间，文官集团本是有权调兵的——

只要内阁、兵部与五军都督府三部共同出具文书，盖了各自的印玺，便能调动各地卫所兵、各镇守御部队，甚至能绕开监军，直接传令军中。

可偏偏文官集团自己不争气，到了万历朝后二十年，皇帝与朝堂彻底闹僵，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