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医生，”他声音沙哑，“我……从办公室……逃回来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传来李医生一如既往温和的声音：“嗯。那我们就聊聊，逃跑是什么感觉？为什么要跑？”

没有批评，没有鼓励，只有接纳和引导。

黄小磊断断续续地讲述了那两个小时的窒息感，讲述了公交车上的沮丧。李医生静静地听着，偶尔问一两个问题，帮他梳理情绪背后的触发点。

“看来，那份工作的‘地形’比我们预想的复杂。”李医生最后说，“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绘图，或者，换一条路走走看。你记得花园里那个和你一样用假肢练习的人吗？他第一次站起来，肯定也摔过很多次。重要的是，摔倒了，还愿不愿意再试试看，用不同的方式。”

挂断电话，黄小磊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他拿出“情绪地图”，在“数据录入”那一项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叉，然后在下面空白处，开始写下新的可能性：“maybe … 户外工作？植物？… 或者… 更慢的手工？”

门槛之内，是安全也是束缚。门槛之外，是风险也是自由。

他刚刚迈过第一道门槛，摔了一跤，很疼。但他发现，门槛之外的世界，并非只有他一个人的挣扎。那里有远方传来的、关于正义推进的微弱号角，也有身边随时可以接通的支持的声音。

他慢慢走到窗边，看着楼下小区里玩耍的孩子们。一个孩子摔倒了，哭了几声，又自己爬起来，继续跌跌撞撞地向前跑。

黄小磊看着那个孩子，良久，慢慢地、极其艰难地，对着玻璃中自己的倒影，扯出了一个有些僵硬、却真实无比的——微笑。

绘图尚未完成。旅程，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