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达维亚总督府那令人窒息的氛围中忐忑不安地度过了数周，范·德·桑德敏锐地察觉到，科恩总督虽然对他依旧冷淡，甚至带着一丝难以化解的怨怼，但已开始默认为条约的既成事实。

总督府的书信官员们日夜忙碌，起草着发给阿姆斯特丹的初步报告，核算着第一批赔付白银的筹集与装船事宜，巴达维亚的港口也开始按照条约规定，重新调整前往大明进行贸易的船只指令和货品清单。

然而，范·德·桑德深知，自己在这里如同一个多余的、甚至是不受欢迎的幽灵。科恩需要独自面对内部的压力，更需要一个“替罪羊”来分担董事会的怒火，而自己继续留下，只会让局面更加尴尬和危险。

更重要的是，他怀揣着那份比性命还要珍贵的手稿，那份来自张德安的《东方见闻录》。

它像一团火，在他胸中燃烧，催促他必须尽快将其带回欧洲，公之于众。

他找到了一个无可挑剔的理由，向科恩提出申请：“总督阁下，我认为，我有责任，也必须亲自返回阿姆斯特丹，面向十七人董事会，详细陈述我在明国首都的所见所闻，解释条约签署前后我们所面临的、无法抗拒的严峻局势。书面报告无法传递那种……那种令人绝望的压迫感。唯有亲口诉说，才能让绅士们理解我们为何必须接受这些条款。”

科恩坐在他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目光深邃地打量着范·德·桑德，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

他清楚范·德·桑德的意图，某种程度上，他也乐见其成。

让这个亲手签署了耻辱条约的人去直面董事会的风暴，总比自己独自承担所有炮火要好。

他沉吟片刻，最终点了点头，语气淡漠：“你说得对，桑德先生。董事会确实需要一份详尽的、第一手的报告。我批准你的请求。愿你一路顺风，也希望你的口才能像你描述明朝巨人时那样……富有说服力。”

天启十六年夏季，南半球的信风开始转向，范·德·桑德登上了返回荷兰的东印度商船“飞翔号”。

这一次的航程，与来时的心境截然不同。不再是屈辱与恐惧交织的流放感，而是一种肩负着重大使命的、焦灼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