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帝深恶痛绝浮华的士人，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说：“选拔人才不要选取有名气的人，名气就像在地上画饼，不能吃啊。”卢毓回答说：“名气不足以招致奇异的人才，但可以得到一般的士人：一般的士人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后才有名气，不应当厌恶他们。愚臣既不能识别奇异的人才，而主管官员的职责正是按照名声考察平常的人才，只应当在以后检验他们的实际能力罢了。古代通过言论陈述政见，通过实际功绩明确考察；如今考核政绩的方法废弃了，却根据毁誉来升降官职，所以真假混杂，虚实相蒙。”魏明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让散骑常侍刘邵制定考课法。刘邵制定《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写了《说略》一篇，下诏交给百官讨论。

司隶校尉崔林说：“考察《周官》中的考课制度，条文已经很完备了。但从周康王以后，朝政逐渐衰落，这就说明考课制度能否奏效，关键在于执行的人。到了汉朝末年，朝政的失误难道是因为辅佐官吏的职责不够周密吗！如今军队有时聚集有时离散，增减没有常规，本来就难以统一考核。况且，万目不齐，要举起纲绳；众毛不整，要提起衣领。皋陶在虞舜手下做官，伊尹在殷商为臣，不仁的人自然远离。如果大臣能胜任其职，为百官做出表率，那么谁敢不恭敬严肃，何必依赖考课制度呢！”

黄门侍郎杜恕说：“通过实际功绩考察官员，三年考核后决定升降，确实是帝王的优良制度。然而历经六代，考绩之法并未显着推行；七位圣王时期，课试的条文也没有流传下来，我确实认为这是因为考课制度的大致框架可以遵循，但详细细则难以完全列举。俗话说‘世间有扰乱秩序的人，没有扰乱秩序的法’，如果法律可以独自担当治理天下的重任，那么唐尧、虞舜就不需要后稷、契的辅佐，殷商、周朝也不必看重伊尹、吕尚的辅助了。如今上奏讨论考绩的人，陈述周代、汉代的做法，连缀京房的主旨，可以说是明白了考课的要点。但要说靠这来推崇礼让之风，实现政治清明，我认为还不够完善。如果想让州郡考核士人，必须通过四科，都有实际成效，然后察举推荐，由公府征召试用，担任地方长官或属吏，再按功绩依次补任郡守，有的增加俸禄、赐予爵位，这才是考课最紧迫的事务。我认为应当明确采纳这种主张，让他们制定考核州郡的具体办法，办法制定后施行，设立必信的奖赏，施行必行的惩罚。至于公卿及朝中大臣，也应当依据他们的职责进行考课。古代的三公，坐着讨论治国之道；朝中大臣，负责纳言补阙，没有善举不记录，没有过失不检举。况且天下极大，政务极多，实在不是一个人的聪明所能遍照的；所以君主是元首，大臣是四肢，明确君臣一体、相互依存才能成就事业。因此古人说，朝堂的栋梁之材，不是一根木头的枝桠；帝王的功业，不是一个士人的谋略。由此说来，哪有大臣只守职责、通过考课就能实现天下太平的呢！如果让大臣们只求安身保位，没有被罢免的罪责，而尽忠为公的人却处于被怀疑的境地，公义得不到发扬而私议却盛行，即使让孔子来主持考课，也不能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才能，更何况世俗之人呢！”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说：“设立官职、分配职责，清理民政、管理万物，这是立国的根本。依照名分考察实际，纠正勉励形成常规，这是治理的末节。根本大纲没有确立却去制定末节的规程，国家的谋略不被重视却把考课放在首位，恐怕不足以区分贤愚，辨明明暗之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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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议论了很久，最终没有决定下来，考课法最终没有施行。

对此，司马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而识别人才的方法，就连圣贤都觉得困难。所以从毁誉中寻求人才，就会导致爱憎之争兴起而善恶混淆；从功绩记录中考察，就会出现巧诈横行而真伪相冒。总之，根本在于做到至公至明罢了。身居上位的人做到至公至明，那么下属能否胜任就会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没有办法隐藏。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课制度，只会成为徇私欺瞒的工具。为什么这么说呢？公正明察是内心的品质，功绩记录是外在的痕迹。自己的内心都不能端正，却去考察别人的外在痕迹，不也是很困难吗！

身居上位的人，果真能不因为亲疏贵贱而改变心意，不因为喜怒好恶而扰乱意志，那么要了解治经的士人，就看他是否博览强记、讲论精通，这就是善于治经的人；要了解治狱的士人，就看他是否能弄清真假、不使冤屈，这就是善于治狱的人；要了解理财的士人，就看他是否能使仓库充盈、百姓富足，这就是善于理财的人；要了解治军的士人，就看他是否能战胜攻取、使敌人畏惧服从，这就是善于治军的人。至于百官，都是如此。虽然要向别人咨询，但决断在于自己；虽然要考察外在痕迹，但洞察在于内心，研究核实实际情况而斟酌恰当与否，这种精妙之处，无法用言语描述，无法用文字记载，怎么能预先制定法规而全部交给有关部门呢！

有人说：君主治理天下，大到整个天下，小到一个诸侯国，内外官员数以千万计，考察升降，怎么能不委托给有关部门而独自承担呢？回答是：并非如此。凡是身居上位的人，不只是君主。太守在一郡之上，刺史在一州之上，九卿在属官之上，三公在百官之上，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考察升降下属，君主也用这种方法考察升降公卿、刺史、太守，又有什么烦劳呢！

有人说：考绩之法，是唐尧、虞舜所实行的，京房、刘邵只是阐述修订而已，怎么可以废除呢？回答是：唐尧、虞舜时期的官员，任职时间长，责任专一，立法宽松，要求长远成效。所以鲧治水，九年没有成效，然后才治罪；禹治水，使九州统一、四方安定，然后才奖赏功劳；不像京房、刘邵的方法，计较琐碎的考核，苛求短期的成效。事情本来就有名同实异的，不能不仔细分辨。考绩制度不是在唐尧、虞舜时期可行而在汉、魏时期不可行，是因为京房、刘邵没有抓住根本而追求末节的缘故。

当初，右仆射卫臻掌管选举，中护军蒋济给卫臻写信说：“汉高祖任用逃亡的俘虏为上将，周武王提拔渔夫为太师，平民奴仆，可以登上王公之位，何必墨守成规，试用之后才任用呢！”卫臻说：“不是这样的。您想把牧野之战的情况等同于周成王、周康王时期，把斩蛇起义比作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喜好不合常规的举动，开辟提拔奇人的途径，将会使天下人争相奔竞啊！”

卢毓评论人物和选拔官员，都先看品性德行，再谈才能。黄门郎冯翊人李丰曾就此问卢毓，卢毓说：“才能是用来行善的，所以大才能成就大善，小才能成就小善。如今说一个人有才能却不能行善，这是才能不合用啊！”李丰佩服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