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伟大的友元。”

之前的质疑和不满，此刻已被彻底冲淡。

即使并非所有人，甚至暂时还没有人能完全领会西拉斯所说内容的真正含义，但所有人都已经看出了这个计划背后所蕴含的、足以颠覆世界的恐怖潜力和野心。

“我有疑问。”

一个冷静的声音响起。

前排，那位留着精致小胡子的克劳斯·里希特举起了手。

卢西恩注意到，他在方才那场骚动中始终保持着沉默。

直到此刻，这个计划最核心的部分被揭示出来时，他才第一次采取了行动。

“请讲，里希特先生。”

“布莱克伍德先生，”

克劳斯·里希特的声音带着德语区学者特有的严谨和精确，

“您所提出的概念非常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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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您试图建立的这套以货币为最终度量衡的评价体系，其目的在于评估一个社会事件对于社会整体的效益。

恕我直言，宏观经济学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已经建立了足够复杂的模型来完成类似的工作。”

他并没有直接表示反对，而是以一种学术探讨的姿态，隐晦地表达了对其开创性的质疑。

“无论是衡量最终产出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国民总收入(GNI)，还是评估社会福利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亦或是从个体层面出发，通过‘显示性偏好’理论来推断的消费者剩余。

这些模型和指标，不正是为了将复杂的社会行为，最终量化为可比较的经济价值吗？”

他对自己提出的疑问做出了总结：

“我并非在质疑您计划的价值。

我只是想更清晰地厘清，您的‘社会战略成功学’，与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其根本性的差异究竟在何处？”

这是一个极其精准且致命的问题。

西拉斯没有立刻回答。

他盯着克劳斯·里希特，看了足足三秒。

“你是克劳斯·里希特。”

他用的是陈述句。

“是的，是我。”

“很好。”

西拉斯这句意味不明的赞许，让卢西恩不确定他是在评价里希特这个人，还是在评价他提出的观点。

随后，西拉斯终于给出了回答。

“你的问题非常关键，里希特先生。

它直指我的计划和所有传统经济学、所有传统社会学理论观点的最大差异——也是其开创性和独特性的最大体现。”

他开始在会议桌前踱步，语言也随之变得极具学术性和攻击性。

“传统的社会学理论，无论是涂尔干的功能主义，还是某位伟大德国人的冲突理论，它们在谈论财富时，都只将其作为一个单元，一个部分，一个过程中的小节。

财富是‘社会事实’的表征，是‘生产力’的体现，是‘斗争’的工具——它永远只是一个可以用来达成其他更高尚目的的手段。”

“而经济学，则陷入了另一种偏执。

它过于注重‘经济’这个单一的变量，它的视野被局限在与经济关联密切的市场、政策、利率之中。

它构建了一个‘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假设，并以此为基础推演整个世界。

诚然，”

他看了一眼克劳斯，

“像您所属的奥地利学派，已经注意到了‘个体行动’在其中的重要性，并试图打破这种化约主义的束缚，这很不错。

但你们依旧没有跳出原有的框架，你们依旧在讨论‘市场过程’如何自发地走向‘均衡’，而没有勇气去凝视那片更高层的、更广阔的天空。”

他的论述剖开了相关领域的理论软肋——从克劳斯的表情就可以看出。

“我们的‘社会战略成功学’，则与这两者截然不同。”

西拉斯停下脚步，重新站到会议室的中央，张开双臂，如同一个准备拥抱新世界的先知。

“成功，经济上的成功，财富的无限增殖，它不是我们达成某个社会目标的阶段性条件，也不是我们实现某种理想的工具。”

“它是最终的结果。”

“所有其他的社会学元素——法律、道德、教育、艺术，乃至于哲学和文化——它们都不是目的。它们全部都是过程。

是筛选工具，是催化剂，是服务于最终结果的变量和函数。

我们评估一项法律是否‘正义’，唯一的标准是它能否为社会带来更多的财富；我们评判一种道德是否‘高尚’，唯一的标准是它能否促成更有效率的经济行为。

这是时代的号召。”

“一切评估，皆基于财富。”

他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那是一句古老的拉丁文，却被赋予了全新的、更加丰富的含义。

“Omnia ad auri mensuram.”

（一切，皆以黄金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