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铁牛沉默了。最好的结果?无非是领导们被他们吓住,松口答应补发几个月的工资,再给一笔不高不低的遣散费,然后大家一拍两散,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是拿到一笔遣散费,对吗?”江澈替他说了出来,“然后呢?你拿着这三五万块钱,给你爹看病,给你儿子交学费,能撑多久?一年?两年?之后呢?你四十多岁的人了,一身力气,除了在水泥厂干活,还会干什么?去工地上扛水泥吗?”
江澈的每一个问题,都像是一把冰冷的凿子,敲在赵铁牛最脆弱的神经上。
“你看看我,”江澈指了指自己,“我一个刚提拔的副主任,今天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我为什么不跟他们一样,躲在后面说几句官话,然后把皮球踢走?因为我知道,这球踢不走。今天糊弄过去了,明天炸得更厉害。到时候,第一个倒霉的就是我这个‘现场负责人’。”
他自嘲地笑了笑:“所以,你别把我想得多高尚。我帮你,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帮我自己。我想早点把这事儿了了,回家睡个安稳觉。咱们俩的目标,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这番剖白,如此的“自私”,如此的“功利”,却让赵铁C牛彻底愣住了。
他见过太多大义凛然的干部,也见过太多推诿扯皮的官僚,却从未见过像江澈这样,把自己那点“小九九”和盘托出的人。
这种感觉很奇怪。明明对方是在承认自己的“私心”,赵铁牛却觉得,这比任何“为人民服务”的口号,都来得更可信,更接地气。
因为,这符合人性。
“赵师傅,我回答你最初那个问题。”江澈站起身,重新恢复了平静,“你凭什么信我?就凭,我是今天唯一一个敢走进你家门,坐下来跟你说这些话的干部。就凭,我跟你一样,也想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你。”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窗外工人们隐约的喧哗,和里屋老人沉重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
赵铁牛低着头,那颗寸头像一团乱草。他那双焊接过钢板、开过碎石机、扛过上百斤水泥的大手,此刻却在微微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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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澈的话,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他坚硬的外壳,露出了里面那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一个普通的丈夫、儿子和父亲。
他想起了当年交钱时,妻子眼里的光。想起了儿子拿着满分试卷跑回家时,自己拍着胸脯说“以后给你买大房子”的承诺。想起了老父亲一次次被咳醒的深夜里,自己那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
这些年,他用愤怒和强硬把自己武装成一头狮子,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心里住着的是一头困兽。
许久,赵铁牛缓缓抬起头,眼眶红得吓人,但眼神里那股子对一切都充满敌意的戾气,却消散了大半。
“……那笔集资款的账,早就被销毁了。”他的声音干涩,像是在吐出含在嘴里多年的沙子,“当年管财务的老厂长,几年前得癌症死了。后来接手的一个会计,叫王大海,因为老是念叨这事,被新厂长找了个由头,提前给办了内退。听说,就住在隔壁的红星村。”
他说出这段话的时候,自己都吓了一跳。
这是他埋在心里十几年的秘密,是他们这群老工人最后的念想。他从没对任何一个外人提起过,可今天,却对着一个只认识了不到一个小时的年轻干部,和盘托出。
说完,他有些懊悔,又有些解脱。像是一个背着沉重包袱走了太久的人,终于忍不住,想找个人分担一点点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