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的樱花树下，穿和服的姑娘还在拍照，这次换了个姿势，裙摆扫过流浪汉留下的空瓶，动作轻得像没看见。远处的救护车响起来，笛声尖锐，却穿不透这城市层层叠叠的墙。

雨后的空气带着潮湿的凉意，清禾攥着我的手拐过街角，樱花花瓣粘在她发梢，像沾了层薄雪。“前阵子在区立图书馆查资料，认识个叫松本的教授，”她忽然开口，语速比平时快些，“教东洋史的，说自己组了个‘边境谈话会’，可不是什么激进团体。”

我踢开脚边的水洼，看涟漪里的云影碎成小块。“什么样的团体？”

“学生、上班族、退休的老人都有，”她从帆布包里掏出张折叠的便签，纸角被雨水浸得发皱，“松本说，就是找个地方聊聊‘国家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上次听他讲起日俄战争时的民间舆论，客观得不像教科书里写的。”她忽然笑了，眼里的光比刚才亮些，“他们今晚在新大久保的一间居酒屋聚会，主题是‘日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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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漫过电车轨道时，我们坐在中华街的面馆里。清禾把卤蛋剥得完整，蛋白上沾着细碎的葱花。“等会儿进去别说中文，”她用筷子尖戳了戳蛋黄，橙黄的流心慢慢晕开，“松本说他们不排斥外国人，可我们先当回听众。”

居酒屋的暖帘上印着褪色的“藏”字，掀开时混着烧酌和烤秋刀鱼的香气扑面而来。松本坐在吧台最里侧，看见我们便抬手招呼，他的西装袖口沾着墨迹，像刚从书堆里钻出来。“这是我的学生，吉冈；那位是在三菱上班的内海；穿和服的是佐伯奶奶，以前在NHK做过记者。”他的日语带着关西腔的柔和，“这位是清禾，那位是……”

“叫我曹就好。”我微微欠身，眼角的余光瞥见墙上的挂历，红笔圈着明治维新的日期。

角落里的暖炉烧得正旺，烤网上海苔的焦香漫过来时，吉冈先站了起来。他的学生证别在帆布包上，早稻田大学的字样在暖光里发着浅白的光。“说到战争，我爷爷总说‘那是场被野心家绑架的劫难’，”他指尖在吧台上划出一道线，“他1943年被征召到马尼拉，负责看管仓库里的橡胶和锡矿。他说每次清点那些印着‘南洋拓殖会社’的箱子，都能闻到橡胶里混着的血味——当地人反抗时被打死在橡胶园里，血渗进泥土，跟着胶乳一起被收割。”吉冈忽然攥紧拳头，指节泛白，“可去年家族聚会上，叔公却说‘要不是那些资源，战后哪能重建得那么快’，这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内海把玻璃杯底的冰块磕得脆响，他的领带松垮地挂在颈间，领带夹上的三菱标志闪着冷光。“我父亲在神户港当装卸工，80年代常跟我讲起那些从中国运回的‘战利品’，”他往杯子里倒烧酌，酒液撞出细密的泡沫，“不是金银珠宝，是机床和图纸。他说1946年美军清查仓库时，发现三井物产从沈阳搬走的纺织机械，足够装备十个工厂。那些东西后来成了丰田纺织的基础，我母亲年轻时就在那里做工，拿工资给我买过美军罐头。”内海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去年公司组织去靖国神社，社长说‘要感谢那些为国家牺牲的人’，可我站在那里，总想起父亲说的——那些机器上的铁锈，说不定是中国人的血凝成的。”

佐伯奶奶用小茶壶给自己续了茶，她的和服纹样是江户时期的浮世绘，袖口磨得发亮。“昭和二十年夏天，我在广岛的亲戚寄来封信，”她的声音像浸过温水的棉线，柔软却有韧性，“信里说‘皇军在南京的战绩，让我们在防空洞里都觉得光荣’。可三个月后，原子弹落在广岛，她的儿子——我的表兄，那个在步兵联队当文书的年轻人，连骨灰都没剩下。”老人摘下眼镜，用和服袖口擦了擦镜片，“现在去靖国神社的，大多是像我这样的老人。不是崇拜战犯，是想在那里找到表兄的名字——哪怕知道他的‘功绩’，是别人的苦难换来的。这种心情，就像捧着淬了毒的糖，明知有毒，却舍不得扔。”

松本往暖炉里添了块木炭，火星噼啪地跳起来。“我研究过1938年的《国家总动员法》，”他从公文包里掏出本泛黄的旧报纸，头版印着“产业报国”四个黑体字，“当时的工厂主把女儿送到‘挺身队’，说是‘为了国家获取资源’，其实是为了拿到军部的订单。那些从中国掠夺的煤炭，在九州的钢铁厂炼成军舰，又开到太平洋去打仗。现在的教科书说‘那是场错误的战争’，可当年的普通人，不少是既得利益者——我祖父的酱油厂，就是用从朝鲜半岛运来的廉价大豆，才在战时扩大了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