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窗外的广告牌闪过“和平”字样，霓虹的光在雨痕里晕成模糊的色块。我忽然想起松本教授上次递给我的那本《朝日新闻》旧刊，1972年的头版印着中日建交的消息，旁边配着民众举着“日中友好”横幅的照片。可上个月在便利店，我听见两个上班族议论：“中国现在倒是富了，可产品质量还是不行。”另一个接话：“毕竟底子差，想追上我们，再等五十年吧。”他们说这话时，手里捏着的马克杯，杯底印着模糊的“Ma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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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才要警惕，”我望着她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警惕他们把侵略包装成‘开拓’，把战犯粉饰成‘英灵’，更要警惕这种藏在日常里的轻视——它不像居酒屋里的争吵那样尖锐，却像梅雨季节的湿气，一点点渗进骨头缝里。”

清禾忽然笑了，眼里的光比月光还亮：“爷爷总说，当年他们拼了命守四行仓库，不是为了记恨，是为了让后代不用再经历那种日子。可现在看来，光是记住还不够——得让我们的国家足够强，强到他们提起‘中国’时，语气里的轻视能变成真正的尊重。”

到站的提示音响起时，我们并肩走出车厢。夜风带着樱花的湿香，吹在脸上却不觉得软。站台的电子屏正在播放中国游客在大阪购物的新闻，配的字幕是“爆买热潮再现”，画面里的导游举着小旗喊“快点快点”，镜头扫过日本店员弯腰鞠躬的脸，眼底却没什么笑意。

“你说，我们身上是不是也扛着点什么？”清禾抬头看我，月光刚好落在她眼底。

我想起刚才在居酒屋，远山那身没换的制服，河合拐杖下的泥点，小林徽章上刺眼的红。再想起祖父留下的那枚弹壳，锈迹里还能看出当年的灼痕。“是责任，”我握紧她的手，脚步踏在湿漉漉的台阶上，发出坚定的响，“是让真相不被掩埋的责任，是让国家站稳脚跟的责任，更是让他们终有一天明白——我们不是他们记忆里的样子，更不是他们可以随意轻慢的存在。”

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两道并肩而立的墙。远处的高楼亮着零星的灯，像未眠的眼睛。我们沿着人行道慢慢走，脚下的水洼里，月亮碎成一片银，却在每一步的踏响里，慢慢聚成完整的圆。那些藏在礼貌背后的偏见，那些裹在历史里的轻视，或许还要存在很久，但只要我们往前走，走得够直，够稳，总有一天，水洼里的月光会真正清亮起来，亮得能照见彼此心里最真实的模样。

转过街角时，清禾忽然停住脚步，指着巷口那家亮着暖黄灯光的旧书店：“你还记得宫本先生吗？上次我们来买《雪国》，他非要送我们一本《鲁迅杂文集》的日文版。”

我自然记得。那位头发花白的店主总穿着洗得发白的和服，书架第三层永远摆着一排中国现当代文学，书脊上的烫金汉字被摸得发亮。有次他指着《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日文译本，指尖在泛黄的纸页上轻轻敲着：“这些字比樱花落得还轻，可底下压着的血，比富士山的雪还重。”他说这话时，眼镜片后的目光像结了冰的湖，“我父亲是关东军的军医，1945年在牡丹江自尽的，他的日记里记着‘每日解剖的中国人，比手术台上的伤员还多’——这些，我孙子的教科书里一个字都没有。”

“他算是少数愿意把伤口撕开来看的人。”清禾的声音轻下来，“可上周我去还书，听见他跟一个老主顾吵架。那人说‘宫本你就是老糊涂了，总替支那人说话’，他把手里的算盘往柜台上一拍，算珠弹起来的脆响里，我听见他喊‘我是替我父亲欠的债说话’。”

夜风卷着樱花往巷子里钻，书店的木门被吹得“吱呀”响，像谁在低声叹息。我想起前阵子在区立美术馆遇到的吉田姐妹，姐姐在东京大学读东洋史，妹妹是高中生，胸前别着“日中友好协会”的徽章。那天她们正在看徐悲鸿的《奔马图》，姐姐忽然指着画说：“你看这马的筋骨，多像1938年台儿庄战场上的中国士兵。”妹妹却皱着眉：“老师说那时候他们快投降了呀。”姐姐没接话，只是从背包里掏出本旧相册，里面夹着张泛黄的明信片，是1940年她祖父从南京寄来的，上面用铅笔写着“此处街市皆烬，唯见白骨成堆”，字迹被水洇得发皱，像谁的泪痕。

“你发现没有，”清禾的指尖在我手背上划了个圈，“清醒的人总在跟自己较劲。就像宫本先生守着那堆‘禁书’，吉田姐姐偷偷给学生讲真实的历史，他们像在冬天里点炭火，明明知道风大，还是要护着那点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