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脸涨成猪肝色：“那是个别士兵的行为！不能代表国家！”

“个别？”宫泽突然提高音量，投影仪上打出日本陆军省1938年的《战时行动手册》，“第17条：‘对抵抗者可采取包括杀戮在内的必要手段’，第23条：‘物资征集无需考虑当地民生’——这是国家行为！”他调出另一份文件，“东京审判时，盟军检察官提交了284件日军暴行报告，其中有179件来自日本军方自己的档案！”

烟雾里响起打火机的轻响，穿夹克的男人点着烟：“就算是真的，中国不是讲‘以德报怨’吗？为什么非要揪着不放？”

这句话像根针，刺破了房间里紧绷的空气。我看着他胸前的徽章，突然想起上周在靖国神社门口，看见几个穿制服的学生举着横幅：“感谢英灵赐予的繁荣”，而不远处的街角，七十岁的中国老兵正举着“还我公道”的牌子，被警察推搡着。

“下周的会，我们邀请了南京纪念馆的研究员。”松本教授突然开口，把一叠传单分给众人，“宫泽整理了1946年盟军调查团的影像资料，到时候一起看。”

小主，

离开时，宫泽追出来，塞给我们一张光盘：“这里面有1945年日军士兵的忏悔录音，是我在家族仓库里找到的——我爷爷是第六师团的军医，他说‘每天解剖的中国人，比治疗的伤员多’。”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你们知道吗？日本的历史教材审定委员会里，有六个成员是‘历史修正主义协会’的，他们去年删掉了‘慰安妇’相关的全部内容。”

电梯下降时，清禾把光盘塞进包里，和那半本日记贴在一起。“你发现没？”她望着跳动的数字，“他们总说我们不宽容，可他们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就像偷了东西的人，一边炫耀赃物，一边怪失主追得太紧。”

走出写字楼，暮色正漫过歌舞伎町的霓虹灯。清禾突然停下，指着大屏幕上的首相讲话——“要构建面向未来的日中关系”。她笑了笑，眼里的光比霓虹还冷：“没有正视过去的勇气，未来不过是谎言的延续。”

街角的自动售货机亮着冷光，最便宜的矿泉水要一百日元。我想起宫泽说的，1943年日军在华北征收的粮食，足够养活两千万人，却让三百万中国农民饿死。

“明天去研究会，”清禾的声音裹着晚风，“把祖父日记里的细节都带过去。有些伤口，不是你假装看不见，就会自己愈合的。”

夜色渐深，电车轨道旁的樱花落了满地，像谁没擦干净的血迹。宫泽给的光盘在包里发烫，我仿佛听见那些被掩埋的声音——防空洞里的哭嚎，实验台上的呻吟，还有南京城墙上，三十万个未闭的眼睛。

会议室的空调嗡嗡作响，将窗外的蝉鸣滤成模糊的白噪音。清禾将笔记本电脑推到桌面中央，屏幕上正跳着日本雅虎论坛的热帖标题——“中国若真有宽容传统，为何至今不肯原谅日本？”底下的跟帖已经突破五千条，红色的“热议”标签像块烧红的烙铁。

“这就是他们典型的逻辑。”清禾的指尖在触控板上滑动，停在一条获赞两千的留言上，“你看这条：‘德国总理都下跪了，犹太人也没天天提集中营，中国人太记仇。’”她抬眼时，睫毛上沾着细碎的光，“他们永远不懂，原谅的前提是认罪，不是受害者单方面的大度。”

坐在对面的宫泽猛地拍了下桌子，他那件印着“反战青年会”的T恤被震得发皱。“我来反驳！”这个早稻田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抓起马克笔，在白板上划出两道平行线，“1970年勃兰特下跪时，西德已经通过《联邦补偿法》，向超过46万犹太幸存者支付了约770亿马克；而日本呢？”他转身指向身后的投影屏，上面的数字突然放大——“截至2023年，日本政府对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的赔偿诉讼，胜诉率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