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等连日推演，窃以为：‘闭关自守，势不可能’！东西两洋，强敌环伺，非我退让即可苟安。为今之计，唯有海塞兼营，双拳并出！虽艰难竭蹶，亦当勉力为之！新疆不可弃，海防不可弛！此乃保社稷之唯一生路！”

“海塞兼营”四字，如同暗夜中的微光，虽微弱却指明了方向。争论的硝烟，终于在这一共识中稍稍散去。

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初十。北京城初春的风依旧料峭，养心殿内的金砖地面泛着寒意，但因一份即将发出的谕旨，气氛格外凝重。

明黄绢帛上，朱砂御笔字字千钧：

“谕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

日本构衅生番，业经议结。然海防一事，为今日切不可缓之计。新疆军务未蒇，原议大臣筹办，迄无成效。

关外一撤，藩篱难保！彼时得步进步，西北之忧，何堪设想？

刻下情形，闭关自守，势不可能！当此饷需支绌，惟有用款分防，期于两全无害。

着该大臣统筹全局，酌度机宜，妥筹具奏！应如何进取？如何布置？抑或别有良策？务当通盘筹划，详细陈明，以纾朝廷西顾之忧。钦此。”

这份谕旨字里行间透着帝国的两难与决断：

“关外一撤，藩篱难保”八字，是对塞防派最直接的采纳，彻底否定了放弃新疆之议，明示西北失守将导致蒙古不保、京师震动的连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