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角兵败重伤、五百锐士折损过半的消息，如同一声闷雷，在颖水前线的秦军大营中炸响，余波却以更快的速度，裹挟着刻意渲染的细节与汹涌的暗流，席卷回了咸阳。

败绩本身已足以令人侧目，而随败绩一同传回的，还有军中某些人“恰到好处”的议论——若非魏参军力主派兵过河行险，何至于有此大败？苏都尉勇冠三军，竟因一书生之策而险些丧命，五百大好儿郎埋骨异乡……流言如同毒蔓，在营中悄然滋生，虽未直接指向魏缭，但那无形的压力，已沉甸甸地压在了他的肩头。

蒙武虽未苛责魏缭，反而在军报中陈述了魏缭此前识破项梁调虎离山之计的功劳，试图平衡此次失利的负面影响。但败仗就是败仗，尤其是在朝中早有无数双眼睛盯着魏缭这个“异类”的时候。

就在军报抵达咸阳的第三日，一份由数名御史联名上奏的奏章，便摆在了嬴政的案头。劾章之上，罗列魏缭三大罪状：

其一，“妄言兵事，举措失当”。指责其不顾敌情，力主派遣精锐渡河，致使大军折损，挫伤锐气，应对苏角之败负主要责任。

其二，“结交禁密，干预影卫”。暗指其与黑冰台都尉玄姬过往甚密，竟能调动影卫配合军事行动，有逾越职权、结交内臣之嫌。

其三，“其心回测，论调可疑”。再次翻出其魏人出身，并结合其一向主张的“怀柔”、“降低治理成本”等论调，质疑其真心是否真正向着秦国，甚至隐晦地暗示，其策略是否意在拖延灭楚，保全母国？

这三条，条条诛心。尤其是第三条，直接触及了为臣者最敏感的忠诚红线。

章台宫偏殿内，嬴政看着这份奏章，脸上看不出喜怒。李斯侍立在下，眼观鼻，鼻观心，仿佛此事与他毫无干系。

“丞相如何看待此事？”嬴政将劾章轻轻放下，声音平淡。

李斯上前一步，躬身道：“大王，苏角兵败，损兵折将，乃是事实。魏缭身为参军，献策不当，确有失察之责。然其此前亦有功绩，且大王曾言信其忠心。至于结交内臣、其心回测之说，”他顿了顿，语气显得十分公允，“皆属风闻奏事，并无实据。臣以为，当以惩戒其败军之过为主，余者，不必深究，以免寒了士子投秦之心。”

这番话，听起来冠冕堂皇，既承认了魏缭的“过失”，又显得宽宏大量，不为己甚。但将其“过失”坐实，本身就是一种打压。而“不必深究”背后，是让那些质疑的种子继续埋在朝堂之上，随时可以再次发芽。

嬴政沉默了片刻，目光投向殿外阴沉的天色。他知道李斯与魏缭理念不合，也明白这劾章背后必然有李斯一系的推动。但他更关心的是伐楚大业。魏缭之才，他确实欣赏，尤其是其着眼长远的战略眼光，是朝中许多只知猛冲猛打的将领所不具备的。但此次颖水之畔的受挫，也暴露出魏缭在具体战术执行和应对楚地复杂情势上，或许还存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