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并未直接攻击“净化协议”，而是精心构建了另一个开源、透明、去中心化的“伦理监督与风险评估框架”的替代模型。

这个框架强调的不是自上而下的控制，而是跨学科的公开辩论、多元化的伦理审查、可追溯的研究过程以及全球社区的共同监督。其核心算法鼓励审慎而非恐惧，提倡透明化而非黑箱操作，旨在赋能研究者做出负责任的选择，而非剥夺他们探索的权利。

杜恒负责框架的理论基础和数学模型，使其逻辑严密且极具说服力。林可负责确保框架在传播过程中的绝对匿名和安全，将其加密并拆解成无数碎片，通过数百个不同的匿名节点，注入全球的学术网络、黑客论坛、政策研究圈。杨振则负责在高层会议和学术圈中，巧妙地引导关键人物注意到这个“突然出现”的、极具竞争力的替代方案。

这个框架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起初并未引起太大波澜，但很快，其先进的理念、开放的姿态和对学术自由的尊重，开始吸引越来越多对“净化协议”感到不安的科学家、伦理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

一场无声的论战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支持“净化协议”的一方，手握权力，强调秩序与绝对安全，诉诸于公众对“未知风险”的恐惧。

而支持“匿名框架”的一方，则凭借其理念的先进性、透明性和对科学精神的坚守，悄然赢得了大量知识精英的心智。虽然他们不知道框架的来源，但其内容本身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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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论战极大地延缓了“净化协议”快速通过的步伐，迫使ICSAEC的新贵们不得不放慢脚步，进行更多的解释和辩论。

在这个过程中，林可和杜恒推动杨振，联合那些真正秉持理性和负责任态度的科学家与官员，顺势提出了一个更具建设性的提议：将现有的、已被安全主义势力掌控的ICSAEC进行改组，成立一个全新的、独立的国际性机构。

经过无数次的幕后博弈、妥协和斗争，这个提议最终在各方势力的角力下，意外地获得了通过。

“普罗米修斯理事会”——这个名字寓意着带来火种，也意味着必须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正式宣告成立。

与ICSAEC不同，普罗米修斯理事会的核心使命不再是单纯的协调或事后监管，而是前瞻性地监控全球科技发展中的伦理风险，其核心准则直接借鉴了那份匿名框架的理念，以及那句沉重的、来自远古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