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悄然滑入1996年，香港回归的倒计时牌上的数字飞速跳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期待、焦虑与历史厚重感的特殊气息。

陈默所在的工作组，已经从前期调研阶段，进入了政策制定的核心辅助环节，任务量呈指数级增长。

办公室里彻夜不灭的灯光、堆积如山的文件、以及工作人员眼中密布的血丝，都成了常态。

中环的玻璃幕墙大厦依旧冰冷地反射着阳光，但街头巷尾的报摊上，关于回归的报道占据了绝对主流，繁体字标题显得格外醒目。

收音机里，Beyond的《光辉岁月》被点播的频率越来越高，“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的歌声，仿佛在为这个时代的转折吟唱。

偶尔，也能听到彭羚的《小玩意》这类柔情歌曲，在紧张的节奏中提供一丝舒缓。

陈默像一颗高速旋转的齿轮，嵌入这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

他主要负责的是经济政策衔接中，涉及金融市场稳定、资本流动管理等方面的辅助研究。这些领域技术性强，又极其敏感，往往是中英双方专家争论最激烈的焦点。

英方专家，带着殖民统治末期的复杂心态和其背后金融资本的利益诉求，在一些关键细节上寸土必争，试图为未来的国际游资留下尽可能多的“便利通道”。

他们引经据典，抛出各种复杂的金融模型和“国际惯例”，言语间时而流露出一种“你们不懂”的优越感。

在一次关于跨境资金结算系统对接的技术会议上，一位英方资深银行家，操着浓重的伦敦腔，提出了一套看似完美但实则暗藏玄机的方案，核心是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体系的独立性和延迟中方监管数据的获取。

工作组内几位老专家虽然觉得不妥，但一时被对方抛出的专业术语和复杂流程绕得有些头晕。

这时，陈默举手要求发言，他没有直接反驳对方，而是拿起一份资料，用流利的英语微笑道：

“Mr. Hodgson，您提出的分布式处理架构确实体现了技术上的先进性，不过，我注意到在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ERM）危机期间，类似架构因为实时监管数据同步的延迟，曾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市场恐慌情绪的传染。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稳定性是第一位的，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一种‘数据镜像同步’的混合模式？在保证效率的同时，确保关键监管数据的实时透明，这反而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误读。”

他引用的ERM危机是近在眼前的实例，点出的问题直指要害，提出的替代方案又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

那位英方专家一时语塞，脸色有些难看，会场上的气氛微妙地发生了变化，中方专家们顿时觉得腰杆挺直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