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辈既为汉臣，自当匡扶社稷，靖难天下。权臣阉宦之祸，当直面之，扫清之；百姓流离之苦，当抚慰之，平定之。岂能因一时困顿，便生避世偏安之念，乃至行不臣之事，徒惹千古骂名？刘益州……道不同，不相为谋。”

他的笔锋落下，回信的语气恭敬而委婉，却透着不可动摇的决绝。

他首先深切感激刘焉一直以来“如父如师”般的关怀与提携，从涿郡起兵到宗正录籍，再到出任要职，恩情“虽肝脑涂地，难以报万一”。随后，他对刘焉的盛情邀请表示“惶恐感佩”，但对益州之邀，却给出了拒绝的理由。

他写道：“今新帝初立，朝局未稳，大将军与常侍之势同水火，此正国家存亡之秋，人臣效命之时。备虽不才，受国厚恩，忝列宗籍，牧守平原。此地黄巾肆虐已久，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百姓望安若渴。备既在此，便当与此地百姓共存亡，竭力剿贼安民，以报朝廷，亦不负叔父之期许。此时若弃之入蜀，非但负朝廷重任，弃百姓于水火，更为天下忠义之士所不齿。且益州险塞，有叔父坐镇，足可保境安民，添备一人，无异于画蛇添足。而平原四战之地，正需备在此略尽绵薄，为朝廷屏藩东方……”

信中通篇未提“天子气”，未质疑刘焉的野心，只以“忠义”、“责任”与“现实需求”为盾，婉拒得滴水不漏，既全了双方颜面，也彻底关上了合作的大门。

写罢，他用火漆仔细封好，命心腹之人即刻送出。

做完这一切，他再次走到窗边。夜幕已降，星斗初现。帝国丧钟的余音似乎仍在风中回荡，但刘备的心中，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明。

他知道，前路必将更加艰难险恶。大将军与十常侍的火并，地方豪强的割据，汹涌的农民起义……一切都将如火山般爆发。

但他也知道，他绝不会选择那条看似安逸实则危险的“捷径”。他的舞台，在这广袤的北方，在这纷乱的中原，在亿万饱受苦难的黎民百姓之中。

益州来的诱惑，如同投入深潭的一颗石子，泛起几圈涟漪后，便彻底沉入水底，再无痕迹。平原相的官邸内，灯火长明，应对乱世的谋略与决心，正在每一个寂静的夜里，悄然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