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角色的微妙转变， subtly 改变着他的心态。他开始更主动地审视自己的记忆，不是沉溺于痛苦，而是带着一种近乎学术的、冷静的残忍，去剥离其中可能蕴含价值的信息碎片。他会突然在本子上记下：“西墙电网……好像有一段声音不一样……”、“厨房运菜的车……每周几来？”。

李医生看着他这种变化，心情复杂。一方面，她为看到他重新找到某种 agency（主观能动性）而欣慰；另一方面，她又担心这种将自身创伤工具化的过程，会带来另一种更深层的心理伤害。

她尝试引导他平衡：“记住那些感觉，是对的。但也不要忘了，你首先是黄小磊，一个正在康复的年轻人，一个哥哥，一个儿子。那些地图很重要，但绘制你自己人生的地图，同样重要。”

黄小磊听着，似懂非懂。他现在全部的精力，似乎都投入到了这场发生在自己脑海深处的、无声的“绘图战争”中。

身体的复健也在同步推进。他已经能比较熟练地使用单拐，甚至开始尝试不拄拐杖，独立站立更长的时间。每一次颤抖的站立，都像一次对地心引力的挑战，也是对自身意志的宣誓。

陈治疗师开始带他进行一些简单的户外适应性训练，不再去公园，而是在医院内部人少的花园小径上练习行走。遇到其他病人或家属，他依然会紧张，会下意识地低头，但已经不会像最初那样恐慌到无法动弹。

一天，他在花园里练习时，看到一个坐着轮椅、失去了一条腿的中年男人，正在家人的鼓励下，艰难地尝试用假肢站立。男人满头大汗，骂着脏话，却又一次次地尝试。

黄小磊停下来，远远地看着。那一刻，他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痛苦的形式不同，但挣扎的本质如此相似。

男人也看到了他，目光在他打着支架的腿和拐杖上停留了一瞬，然后咧开嘴，对他露出了一个疲惫却带着鼓励的笑容，还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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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磊愣了一下，下意识地，也艰难地抬起手，对他比了一个同样的大拇指。

两个遭受重创的人，在午后阳光下的花园里，完成了一次无声的、却充满力量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