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作权法》修订草案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版权管理局那间小会议室，几乎成了林万骁和几位处长的第二个家。

厚厚的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汇总稿堆在会议桌中央，像一座小山。上面贴满了各色标签，密密麻麻的批注记录了来自学界、业界、相关部委、社会公众乃至国际组织的无数条建议、争论和妥协。深港调研的基层呼声、GIPA风波的国际压力、与平台巨头的正面交锋……最终都要体现在这份即将报送的法案草案之中。

此刻，会议室内正在进行的，是最后几处关键条款的审定。参与人员除了林万骁，只有综合处赵立诚、着作权管理处孙明远、执法监管处陈志刚这三位核心处长。

“关于第四十八条，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条款，”孙明远扶了扶眼镜，指着投影屏幕上标红的一段文字，“学界和权利人组织强烈要求，增加‘红旗标准’，即当侵权事实像红旗一样显而易见时，平台不能再以未收到通知为由推卸责任。但平台方，尤其是‘星辉’、‘淘夕夕’他们，坚决反对，认为‘显而易见’标准模糊，会增加运营风险和成本，强烈建议删除。”

陈志刚立刻接口，语气带着执法者的强硬：“必须保留！这是堵住平台‘装聋作哑’漏洞的关键！我们在执法中遇到太多案例，热门影视剧刚上线，平台上就有大量清晰盗版，这难道不是‘红旗’？平台算法难道识别不了？他们就是故意纵容，利用这些内容引流！删除这一条，等于自缚手脚！”

赵立诚则更考虑平衡，沉吟道：“平台方的担忧也并非全无道理。‘显而易见’的判定确实可能存在争议。是否可以考虑在表述上更精确一些，比如列举几种典型的情形，或者加上‘应知其侵权’的主观要件，增加可操作性，减少被滥用的可能？”

三人的目光都投向林万骁。他坐在主位，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铅笔，目光沉静地扫过屏幕上争论的焦点。

“保留‘红旗标准’。”林万骁最终开口，声音清晰，“这是强化平台责任的核心体现，不能退让。但在表述上，按立诚的意见优化，增加‘应知其侵权’的主观要件，并考虑在实施细则中，对‘显而易见’的情形进行非穷尽式列举，比如正在热播的影视作品、知名度极高的畅销书电子版等。既划出底线，也给予一定的明确指引。”

孙明远快速记录，陈志刚微微颔首，赵立诚也松了口气。

“下一个争议点，第六十七条，法定赔偿额度。”孙明远切换了幻灯片，“现行法律上限是 （虚构数据，如50万） ，权利人普遍反映过低，难以弥补损失，更无法形成威慑，建议大幅提高到 （如500万） ，并引入惩罚性赔偿。但中小企业和平台方强烈反对，认为会加重经营负担，扼杀创新，尤其担心被滥诉。”

“必须提高！”陈志刚斩钉截铁，“现在侵权成本太低，守法成本太高！不痛不痒的赔偿，对那些靠盗版牟利的团伙来说就是毛毛雨！没有惩罚性赔偿，不足以震慑恶意侵权！看看我们查处的那些案子，侵权获利动辄千万，判罚几十万，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