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诚再次扮演平衡角色：“大幅提高额度是必要的，但也要考虑中小微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是否可以设置梯度？比如，对于恶意侵权、重复侵权，适用高额赔偿甚至惩罚性赔偿；对于一般过失侵权，适用较低的赔偿标准？或者，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设定得更严格一些，比如要求‘故意’且‘情节严重’。”

林万骁沉思片刻。他想起基层调解时那个无奈的设计师，也想起平台上无数挣扎求生的小商家。“确立惩罚性赔偿原则，对故意侵权、情节严重者适用。”他做出决断，“但具体倍数和适用条件要严格限定，避免误伤。同时，法定赔偿上限要提高，设置一个合理的、有威慑力的数额，比如 （如200万） ，并明确法官在裁定赔偿额时，可以参考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版权交易费用等多种因素，使赔偿更加合理、精准。”

又是一个艰难的平衡。孙明远笔下飞快，记录着局长的定调。

会议从上午持续到下午，又挑灯夜战到晚上。一个个争议点被提出、辩论、权衡、拍板：

· 关于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透明度和监管；

· 关于避风港原则通知-删除的具体时限和效力；

· 关于职务作品、委托作品的权利归属界定；

· 关于新技术背景下，人工智能生成物、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保护；

· ……

林万骁既要把握修法的宏观方向和原则底线，又要对具体条款的字斟句酌保持敏锐。他时而倾听，时而发问，时而引导，时而果断拍板。他必须确保这份草案，既能有效回应现实挑战，保护创新活力，又能具备法律应有的严谨性和可操作性，还要能在更高层面的审议中顺利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