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90至492年，这短短的三年，如同一面历史的棱镜，清晰地折射出两个王朝截然不同的气运与抉择——北方，年轻的北魏孝文帝在文明太后去世后，亲自处理朝政，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南方，建康城中的齐武帝萧赜，则在“永明之治”的盛世余晖中，目睹着帝国支柱的接连倾颓。一个在主动撕裂自我以求新生，一个则在无声的内部侵蚀中走向衰微。让我们跟着时代的洪流，看看这三年到底发生了那些事吧！
公元490年春季，正月，齐武帝下诏释放了隔城之战中俘虏的两千多名士兵，遣送他们返回北魏。
二月，地豆干部落多次侵犯北魏边境，夏季四月甲戌日，北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拓跋颐率军击退了他们。拓跋颐是拓跋新城的儿子。
秋季七月辛丑日，齐武帝任命会稽太守、安陆侯萧缅为雍州刺史。萧缅是萧鸾的弟弟。他重视刑狱诉讼，抓到抢劫犯后，都赦免释放，允许他们改过自新，若再次犯罪才处以死刑；百姓对他是既敬畏又爱戴。
这时，河南王度易侯去世；乙酉日，齐武帝任命他的世子伏连筹为秦、河二州刺史，派遣振武将军丘冠先前往授予官爵，并吊唁度易侯。伏连筹逼迫丘冠先向自己跪拜，丘冠先坚决不从，伏连筹将他推下悬崖致死。齐武帝厚赏丘冠先的儿子丘雄；下诏称丘冠先的遗体遗失在偏远异域，无法寻回，其子孙为官晋升不受影响。
荆州刺史、巴东王萧子响，勇猛有力，擅长骑马射箭，喜好军事，亲自挑选了六十名带兵器的侍从，这些人都有胆识才干；到荆州任所后，他多次在府内斋堂用牛肉美酒犒劳他们。又私下制作锦袍、红袄，打算赠送给蛮族，以此换取武器军械。长史、高平人刘寅，司马、安定人席恭穆等人联名秘密上奏朝廷。齐武帝下诏要求仔细核查。萧子响听说朝廷使者到来却没见到诏书，便召见刘寅、席恭穆以及咨议参军江悆、典签吴修之、魏景渊等人追问此事，刘寅等人沉默不语；吴修之说：“既然朝廷已经下了诏书，我们就应该设法搪塞应对。”魏景渊说：“应当先核查清楚。”萧子响大怒，下令将刘寅等八人逮捕，并在后堂将他们杀死，随后把情况详细上奏朝廷。齐武帝原本想赦免江悆，听说众人都已被杀，心里十分愤怒。壬辰日，任命随王萧子隆为荆州刺史。
齐武帝想派遣淮南太守戴僧静率军讨伐萧子响，戴僧静当面启奏说：“巴东王年纪尚轻，长史等人对他逼迫过急，他一时气愤之下不计后果才做出这样的事。天子的儿子因过失杀人，有什么大罪！朝廷突然派兵西进，会使人心惶惶，可能引发无法预料的事端，我不敢接受诏令。”齐武帝听后没有回应，但内心认可他的说法。于是派遣卫尉胡谐之、游击将军尹略、中书舍人茹法亮率领数百名宫中侍卫前往江陵，逮捕相关小人，并下诏说：“萧子响如果束手归降，可以保全他的性命。”同时任命平南内史张欣泰为胡谐之的副手。张欣泰对胡谐之说：“这次出行，取胜了也无名无分，失败了却会蒙受奇耻大辱。萧子响身边的人凶顽狡诈，他们之所以为他所用，有的是贪图赏赐，有的是畏惧威逼，不可能自行溃散。如果我们在夏口驻军，向他们宣示祸福得失，就可以不战而擒。”胡谐之没有听从。张欣泰是张兴世的儿子。
胡谐之等人抵达江津，在燕尾洲修筑城堡。萧子响身穿白衣登上城楼，多次派遣使者与他们沟通，说：“天下哪有儿子反叛父亲的道理！我并没有作乱，只是行事粗疏。现在我就乘单人小船返回京城，接受杀人罪的惩处，为什么要修筑城堡来抓捕我呢！”只有尹略回应说：“谁要和你这个背叛父亲的人交谈！”萧子响只能流泪；于是杀牛备酒，犒劳朝廷军队，尹略却把这些酒食扔到了江里。萧子响呼唤茹法亮；茹法亮疑虑畏惧，不肯前往。萧子响又请求会见传诏官员；茹法亮也不派遣，还逮捕了他的使者。萧子响大怒，派遣自己豢养的勇士召集府、州士兵两千人，从灵溪向西渡过长江；萧子响亲自率领一百多人手持强弩，驻守在江堤上。第二天，府、州士兵与朝廷军队交战，萧子响在江堤上发射弩箭，朝廷军队大败；尹略战死，胡谐之等人乘坐单人小艇逃走。
齐武帝又派遣丹阳尹萧顺之率军随后赶到，萧子响当天便率领三十名身穿白衣的侍从，乘坐小船顺流前往建康。太子萧长懋一向忌恨萧子响，萧顺之从建康出发时，太子秘密告诫他，让他尽早处置萧子响，不要让他活着回到京城。萧子响见到萧顺之，想亲自申诉情况；萧顺之不允许，在射堂将他缢杀。
萧子响临死前，向齐武帝上奏说：“臣的罪过超过山河，甘愿接受斧钺处死的惩罚。陛下派遣胡谐之等人前来，竟然没有宣读圣旨，就竖起旗帜进入江津，在城南岸修筑城堡防守。臣多次派遣使者送信呼唤茹法亮，请求身穿白衣拜见他；茹法亮却始终不肯前来。身边的人恐惧不安，才导致双方交战，这都是臣的罪过。臣在这个月二十五日，就已束手投靠军队，希望能返回京城，在府宅停留一个月后，再自行了断，这样可以使齐国避免杀害皇子的讥讽，臣也能免去背叛父亲的诽谤。既然未能如愿，现在就要命丧黄泉了。临死上奏，哽咽难语，不知还能再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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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上奏请求断绝萧子响的宗族名籍，削夺他的爵位和封地，改姓氏为蛸氏；所有受牵连的人，另行下令审查处置。
过了很久，齐武帝游览华林园，看到一只猿猴跳跃悲鸣，询问身边的人猿猴为什么会这样，身边人回答说：“这只猿猴的幼崽前几天坠崖而死。”齐武帝到此才思念起萧子响，于是呜咽流泪。茹法亮因此受到齐武帝的严厉责备，萧顺之则是既惭愧又恐惧，最终发病而死。豫章王萧嶷上表请求收葬萧子响；齐武帝没有允许，将萧子响贬为鱼复侯。
萧子响作乱时，各地藩镇都上奏称萧子响叛逆，兖州刺史垣荣祖说：“不应该这样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刘寅等人辜负了朝廷的恩宠和提拔，逼迫巴东王，才使他走到这一步。’”齐武帝看到这份奏表，认为垣荣祖说话得当。
接着，朝廷军队焚烧了江陵的府衙官舍，官府的文书档案一时间全部化为灰烬。齐武帝因为大司马记室、南阳人乐蔼多次担任荆州的僚属，便召见他，询问荆州的事务。乐蔼回答详尽敏捷，齐武帝十分高兴，任命他为荆州治中，下令让他负责修复府州的各项事务。乐蔼修缮了数百处官署房舍，不久便全部完工，而且没有征调百姓服役，荆州地区的百姓都称赞他。
九月癸丑日，北魏太皇太后冯氏去世；孝文帝五天没有吃一口饭、喝一口水，哀伤过度，超出了礼仪的规定。中部曹、华阴人杨椿劝谏说：“陛下肩负祖宗的基业，治理天下万国，怎么能像平民百姓那样拘守小节而损害身体健康呢！文武百官都感到惶恐不安，不知该说什么。况且圣人的礼仪规定，哀伤不能损害生命；即使陛下想让自己的贤名流传万代，可宗庙社稷该怎么办呢！”孝文帝被他的话打动，才勉强喝了一碗粥。
于是各位王公大臣都前往宫中上表，“请求及时确定陵墓地址，并依照汉、魏旧例，以及太皇太后的临终遗命，安葬之后，便除去丧服，恢复正常政务。”孝文帝下诏说：“自从遭受灾祸以来，我恍惚如在昨日，侍奉太皇太后的灵柩，仍希望能感受到她的身影。陵墓迁移安葬的事，我实在不忍心听闻。”冬季十月，王公大臣再次上表坚决请求，孝文帝下诏说：“陵墓可以依照典章制度办理；但丧服的事宜，我实在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孝文帝想亲自前往陵墓所在地，戊辰日，下诏说：“平时出行的仪仗器物，全部停止使用；武卫官员，按照规定做好防卫侍从工作。”癸酉日，将文明太皇太后安葬在永固陵。甲戌日，孝文帝拜谒陵墓，王公大臣坚决请求他除去丧服。孝文帝下诏说：“此事稍后我会另有安排，表达我的心意。”己卯日，孝文帝再次拜谒陵墓。
庚辰日，孝文帝走出思贤门右侧，与文武群臣相互慰问。太尉拓跋丕等人进言说：“臣等以老朽之年，先后侍奉过多位先帝；国家的旧有制度，大多有所了解。回想远祖去世之时，只有侍奉送葬的人穿丧服，身边的人都穿吉服；四位先祖、三位太宗，都沿袭了这一制度，没有改变。陛下以极致的孝心，哀伤过度，超出礼仪。听说陛下每天的饮食不超过半碗，日夜不脱下丧带。臣等内心悲痛至极，坐立不安。希望陛下稍微抑制一下思慕的深情，奉行先朝的旧有典制。”孝文帝说：“哀伤过度是寻常之事，不值得一提！我早晚喝粥，大致可以支撑身体，各位不必担忧恐惧！祖宗专注于武功谋略，没有修明文教；我如今仰承太皇太后的圣训，希望学习古代的治国之道，论时事、比往事，都与先世有所不同。太尉等各位国老，是朝政所托付的重臣，对于典章旧制或许并不完全了解，姑且先明白我的大致心意。其余古今丧礼的事宜，我会另外询问尚书游明根、高闾等人，各位可以听从他们的意见。”
孝文帝于是对游明根等人说：“圣人制定卒哭礼，规定丧服的变更，都是为了逐渐抑制哀伤之情。现在才过十天，就谈论除去丧服、恢复吉礼，实在有违情理。”游明根等人回答说：“臣等查阅太皇太后的金册遗旨，要求安葬后一个月就除去丧服，恢复吉礼；所以在安葬之初，就上奏请求除去丧服。”孝文帝说：“我思考中古时期之所以不实行三年之丧，是因为君主去世后，继位的君主刚刚登基，君主的恩德尚未广布，臣子的道义还未融洽，所以不得不身穿礼服，举行即位典礼。我实在没有什么德行，但在位已经超过十二年，足以让天下百姓知道有君主了。在这种时候，如果不能顺遂哀伤思慕的心意，会使情感和礼仪都受到损害，实在令人痛恨！”高闾说：“杜预是晋朝的大学者，他论述自古以来天子没有实行三年之丧的，认为汉文帝的制度，暗中与古代相合，即使是末世所实行的，也可以沿袭。因此臣等才屡次上奏请求。”孝文帝说：“我查阅金册遗旨，之所以要求抑制臣子的哀伤之情，让他们早日恢复吉礼，是担心荒废朝政大事。各位大臣的请求，用意也是如此。我现在仰奉遗册的命令，俯顺群臣的心意，不敢沉默不语而荒废政务；只是希望身穿丧服，停止吉礼，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尽表哀诚，这样的情感诉求应该可以允许，所以我只想这样做。像杜预的论述，对于思念父母的君主、处于守丧期间的君主来说，大概是一种污蔑。”秘书丞李彪说：“汉朝明德马后抚养汉章帝，母子情深，无可挑剔，等到马后去世，安葬后不到十天，汉章帝就恢复了吉礼。然而汉章帝没有受到讥讽，明德马后也没有损害名声。希望陛下遵从金册遗旨，割舍哀伤，听从群臣的建议。”孝文帝说：“我之所以眷恋丧服，不听从建议，实在是情感上难以忍受，哪里是为了避免别人的讥讽呢！现在侍奉太皇太后的丧事节俭朴素，已经遵从了遗册的命令；但悲痛思慕的心情，是我自己的事，希望圣灵不会剥夺我的这份心愿。”高闾说：“陛下在上不除去丧服，臣等在下独自除去丧服，那么作为臣子的道义就不够周全。况且陛下亲自身穿丧服，又处理朝政，吉凶之事混杂在一起，臣私下感到疑虑。”孝文帝说：“太皇太后抚养关爱群臣，各位哀痛思慕，尚且不忍心除去丧服，怎么能让我独自对至亲忍心呢！我现在迫于遗册的命令，只希望等到期限；虽然不能完全合乎礼仪，内心的郁结也能稍微抒发。群臣各自按照亲疏、贵贱、远近的不同，制定除去丧服的等级差别，这样大概能稍微接近古代的制度，也容易在当今实行。”高闾说：“从前杨王孙主张裸葬，皇甫谧要求不用棺木，他们的儿子都听从了，没有违背。现在陛下亲自奉守遗令却有所不从，这就是臣等屡次上奏的原因。”李彪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做法，可以称之为大孝。现在不遵从金册遗令，恐怕会有改变先代制度的嫌疑。”孝文帝说：“杨王孙、皇甫谧都是用节俭来教诲儿子，他们的儿子遵从，与今天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呢！改变父亲的做法，大概与此不同。即使有这样的嫌疑，我也甘愿承受后代的讥讽，不忍心接受今天的请求。”群臣又说：“春秋两季的祭祀，不能荒废。”孝文帝说：“自从先朝以来，祭祀之事一直由有关部门办理；我承蒙太皇太后的慈爱教诲，常常亲自前往致敬。现在上天降下惩罚，人神都失去了依靠，依靠宗庙的神灵，暂时停止祭祀。如果强行举行祭祀，恐怕违背了神灵的旨意。”群臣又说：“古代安葬后就恢复吉礼，不必等到丧礼结束，这就是汉、魏能够治理好国家，晋朝能够整顿政务的原因。”孝文帝说：“安葬后就恢复吉礼，大概是因为末世战乱频繁，采取的权宜之计来挽救时局罢了。汉、魏的兴盛，晋朝的兴起，难道是因为简化丧礼、遗忘仁孝吗！平时，公卿大臣常常称赞当今四海安宁，礼乐日益兴盛，可以与唐、虞盛世相媲美，与夏、商王朝相并列。到了今天，却想强行改变我的心意，让我不如汉、魏、晋朝的君主。这样的用意，我实在不明白。”李彪说：“现在虽然天下太平，但江南还有尚未归顺的吴国（南齐），漠北还有不肯臣服的柔然，因此臣等仍然怀有意外的忧虑。”孝文帝说：“鲁公身穿丧服率军出征，晋侯身穿黑色丧服打败敌人，这都是圣贤所允许的。如果有意外情况，即使越过丧礼的限制也无妨，更何况只是身穿丧服呢！怎么能在安宁的时代就预先考虑军旅之事，而荒废丧礼呢！古代也有君主除去丧服后，仍在守丧期间沉默不语处理政务的，如果不允许我身穿丧服，那么我就除去丧服，沉默不语，将政务委托给宰相。这两件事，任由公卿大臣选择。”游明根说：“陛下沉默不语，朝政将会荒废；仰顺陛下的心意，请求允许身穿丧服处理政务。”太尉拓跋丕说：“臣与尉元先后侍奉过五位皇帝，魏国的旧例，君主去世后三个月，必定要到西方迎接神灵，到北方驱除邪恶，举行全部吉礼，自从皇始年间以来，从未改变过。”孝文帝说：“如果能以道义侍奉神灵，神灵不迎接也会自行到来；如果失去了仁义，即使迎接也不会前来。这是平时都不应该做的事，更何况在我守丧期间呢！我处于守丧沉默的时期，不应该这样喋喋不休；但公卿大臣强行改变我的心意，才形成这样的反复争论，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令人悲痛欲绝啊。”于是放声痛哭，群臣也都哭泣着退出。起初，太皇太后忌恨孝文帝英明敏锐，担心他不利于自己，就想要废黜他，在严寒的天气里，将他关在空房间里，断绝饮食三天；并召来咸阳王拓跋禧，准备立他为帝。太尉、东阳王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尚书李冲坚决劝谏，这才作罢。孝文帝起初并没有怨恨之意，只是深深感激拓跋丕等人。穆泰是穆崇的玄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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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宦官在太皇太后面前诬陷孝文帝，太皇太后杖打了孝文帝几十下；孝文帝默默承受，不自我申辩；等到太皇太后去世，也不再追问此事。
甲申日，北魏孝文帝拜谒永固陵。辛卯日，下诏说：“文武百官因为国家政务繁重，多次请求我处理朝政。但我哀伤思慕之情缠绵不绝，难以亲自处理政务。身边先前掌管机要的大臣，都是托付谋略的人，暂且可以把政务委托给他们；如果有疑难之事，随时与他们商议决定。”
交州刺史、清河人房法乘，一心喜好读书，常常借口生病不处理政务，因此长史伏登之得以独揽大权，随意更换将领官吏，且不告知房法乘。录事房季文将此事禀报给房法乘，房法乘大怒，把伏登之关押在狱中十多天。伏登之用重金贿赂房法乘的妹夫崔景叔，这才得以出狱，随后率领自己的部曲袭击州府，擒获房法乘，并对他说：“使君既然身患疾病，就不应再劳累处理事务了。”于是将他囚禁在另一间房内。房法乘无事可做，又向伏登之请求书籍阅读，伏登之说：“使君您安静休养，尚且担心病情加重，怎么能看书呢！”最终没有给他。伏登之于是上奏朝廷，称房法乘患上心病，无法胜任职务。十一月乙卯日，朝廷任命伏登之为交州刺史。房法乘被遣送回京，行至山岭时去世。
起初，齐太祖因南方钱币匮乏，便打算重新铸造钱币。建元末年，奉朝请孔觊上书进言，他认为：“粮食与货物相互流通，是自然的道理和趋势。李悝说过：‘粮食价格太高会伤害百姓，价格太低会伤害农民。’价格过高或过低，造成的危害是一样的。三吴地区是国家的关键腹地，近年来时常遭受水灾，但粮食价格并未上涨，这说明是天下钱币短缺，而非粮食本身便宜，这一点不可不仔细体察。铸造钱币的弊端，在于重量屡次变更。重钱的问题是难以携带使用，而这种不便会让人倾向于使用轻钱；轻钱的弊端则是容易引发私铸，而私铸带来的祸患极为严重。百姓之所以冒险私铸钱币，即便有严厉的法令也无法禁止，根源在于朝廷铸造钱币时过于爱惜铜料和人工。爱惜铜料与人工的人，认为钱币只是用来流通交易的无用之物，一心想要让钱币质地轻薄、数量繁多，以便节省人工、容易铸造，却没有深思这会带来的祸患。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如今朝廷开启了私铸的获利之门，却又用重刑加以禁止，这是引导百姓作恶并将他们推向死亡深渊，难道是治理国家的正确做法吗！汉朝建立之初，铸造轻钱，善于投机取巧的百姓纷纷私铸。到了元狩年间，朝廷才开始纠正这一弊端，铸造五铢钱，在钱币的上下边缘铸有轮廓，使人们无法磨取铜屑另行铸钱，而且百姓计算私铸的成本，发现得不偿失，私铸就逐渐减少了，这正是不吝惜铜料和人工的成效。君王不必担心没有铜料、缺乏工匠，只要让百姓在私铸上无利可图，私铸自然就会断绝。宋文帝铸造四铢钱，到了景和年间，钱币变得更加轻薄，虽然也有轮廓，但冶炼铸造不够精细，于是私铸之风盛行，再也无法禁止。这就是爱惜铜料和人工的明证。但凡铸造钱币，与其重量不当，宁可偏重也不要偏轻。从汉朝铸造五铢钱到宋文帝时期，历经五百余年，制度虽有兴废，但五铢钱的重量始终未变，这说明它的轻重适宜、便于流通，是符合实际需求的。考察如今市面上的钱币，铭文大多是‘五铢’，偶尔也会有其他种类的钱币。自从宋文帝铸造四铢钱，又不禁止百姓剪凿钱币（以获取铜料），造成的祸患极为广泛，弊端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难道不令人悲痛吗！晋朝不铸造钱币，后来历经战乱、水灾火灾，钱币不断损耗散失、熔化销毁，每年损失的数量不少，就像磨刀石一样，平时看不出损耗，却总会有耗尽的一天，天下的钱币怎么可能不枯竭！钱币枯竭，士、农、工、商都会失去生计，百姓又该如何生存！臣认为应当依照旧制，大规模开采铸造钱币，钱币重量定为五铢，完全遵循汉朝的标准。如果官府铸造的钱币已经在民间流通，就严格禁止剪凿行为，凡是轻薄、细小、破损、没有轮廓的钱币，一律不得流通。官府铸造的细小钱币，称重后按实际铢两折算，熔化后重新铸造为标准大钱，这样既有利于贫穷善良的百姓，又能堵塞奸猾之徒的获利之路。钱币与货物的价值平衡后，远近各地的标准一致，百姓就能安居乐业，市场上没有纷争，衣食之源也会日益富足。”齐太祖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便下令各州郡大量收购铜料和木炭。恰逢太祖去世，这件事就搁置了下来。
这一年，益州行事刘悛上书说：“蒙山脚下有严道铜山，是过去铸造钱币的地方，可以加以开发利用。”齐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派遣使者进入蜀地铸造钱币。不久后，因耗费的人力物力过多，便停止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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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齐太祖整治户籍黄册以来，到齐武帝时期，将那些弄虚作假、篡改户籍的人贬谪到淮河沿岸戍边，每人期限十年，百姓对此心怀怨恨。武帝于是下诏：“凡是宋升明元年以前弄虚作假的户籍，都允许重新登记；那些被贬谪到边疆戍边的人，一律允许返回原籍；从今以后再有违反规定的，将严厉惩处。”
这时，长沙威王萧晃去世。
接着，吏部尚书王晏以生病为由请求辞职，齐武帝想让古昌侯萧鸾接替他的职务，并亲手写下诏书询问王晏的意见。王晏上奏说：“萧鸾清廉干练，能力有余；但他不熟悉诸子百家的学问，恐怕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武帝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