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看到了：

反智主义，这是最极端的反精英化表态；

强烈的政策不连续性，通过攻击前任来迅速完成与旧有‘错误’的切割；

网络治国，用最高效、最低成本的信息流直接穿透传统媒体的过滤网；

还有他平民化的饮食与爱好，是在构建一条与传统世家相对抗的护城河。

而他之所以能在一次糟糕的任期后卷土重来，其底层逻辑在于：

当所有力图证明自己‘正确’的对手，最终都未能有力证明自身的‘正确性’时，一个已经被验证为‘错误’的选项，其负面观感反而被稀释了。

所有人都回到了同一起跑线，而他，是那个最会跑的。”

“很好。那其他人呢？”

“迈尔斯副总统，他的选择同样理性。

废除全民医疗法案，会让他背负巨大的道德风险，但这风险是抽象的，只会体现为一部分选票的流失。

然而，如果他不去这么做，那些庞大的医疗联合体和保险公司，就会切断对其派系的资金输送。

后者是具体的、致命的，足以让他彻底丧失竞争资格。

在一盘必须下完的棋局里，弃掉一只‘兵’来保全‘车’，理所当然。

他的行为，无关善恶，只关乎生存与繁衍。”

“那两位顾问呢？”

“基尔希与穆勒，”

伊莎贝拉沉吟片刻，似乎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比喻，

“他们是两只极其精明的貂鼠，嗅觉敏锐，擅长在复杂的丛林里为自己攫取最肥美的果实。

但他们的视野，终究无法超越丛林的冠盖。

他们理解利益交换的逻辑，却未曾领悟构建‘叙事’本身才是更上位的权力。因此，他们只能是工具，上不了舞台。”

“他们的作用，是总统伸出的两只手上的白手套。

他们主动承担了那些最容易引发公众情绪反弹的道德风险，并将复杂的议题，巧妙地降维成对个人品行的审判。

于是，民众热衷于讨论基尔希的裙带关系，却忽略了他主导的那些开发项目背后真正的资本流向与阶层固化问题。

人们会激烈地辩论穆勒的家族移民史与其政策的矛盾性，却恰好绕开了这项移民政策的深远影响和利益输送。

他们是完美的避雷针，将本该击中权力中枢的雷电，引向了自己这片无关痛痒的地面。”

“鞭辟入里。”

我由衷地赞许道，

“我凑巧听到了你和那个叫伊芙琳的女孩的对话，一度以为你被某种名为‘二元论道德’的病毒感染了。

那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会让人变得迟钝。”

伊莎贝拉的语气瞬间从学究式的严谨，切换为骄傲的轻快，仿佛一个出色完成了结课作业，正期待糖果奖励的孩子。

“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