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的主阅览室。
橡木制的长桌如同一条条沉默的内河，在由高耸券柱构成的峡谷间静静流淌。
穹顶之上，彩色玻璃窗将午后过于炽热的阳光滤成一束束温顺的光柱。
如同上帝投下的探寻目光，在空气中悬浮的微尘上显影，继而缓慢地、庄严地巡视着下方那些低垂的头颅。
夏季学期，总是比春秋两季显得更为纯粹。
它筛去了那些仅为学分与社交而来的旁观者，留下的，是真正与时间赛跑的灵魂。
放眼望去，几乎每一张年轻的面庞上都笼罩着一种因专注而生的、近乎圣洁的辉光。
在这个国家，求知是一场昂贵的冒险。
高昂的学费与生活成本，是每一个坐在这里的学生都背负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既是沉重的债务，也是一笔孤注一掷的投资。
为了确保这笔投资不至于化为沉没成本，他们必须以近乎自虐的勤奋，去博取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这是一种由经济压力驱动的、务实到近乎悲壮的努力。
当然，亦有另一种。
那些出身优渥或天赋异禀的幸运儿，他们本身就是一支被市场高度看好的蓝筹股。
他们的努力，更像是投资者对一个前景光明的项目进行的追加投资。
每一次熬夜，每一次研讨，都是在为自己那本已惊人的估值添砖加瓦。
他们的努力，源于其本身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投资标的。
至于更纯粹的东西，比如求知欲，比如那个被反复宣讲的“友国梦”？
自然是存在的。
前者如同黄金矿脉中偶然出现的、不含一丝杂质的自然金，稀少而珍贵；
后者则更像是用于提振市场信心的口号——“任何一支股票都有上涨的可能”。
这话术旨在激活市场的整体活力，却绝不能被任何一个理性的个体投资者当作自己的操作指南。
我的目光从那些年轻的、燃烧的灵魂上收回。
眼球因长时间聚焦于书本而产生的酸胀感略微得到了缓解。
我准备重新拾起手边的读物。
别误会，那并非什么艰涩的学术专着。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
如今那些占据畅销榜的货色实在令人不忍卒读，它们要么是情节的奴隶，被一个接一个的廉价反转抽打着仓皇前行；
要么是主题的传声筒，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某种正确却浅薄的口号。
全然失却了菲茨杰拉德那个时代的小说家们所共有的、那种对文字结构本身适度、低调却毫不松懈的、近乎信仰的坚持与拓展。
然而，一位不速之客打断了我与尼科尔·戴弗重逢的宁静。
一个年轻的男人站在我的桌旁。
他大约二十岁出头的年纪，面容英俊得无可挑剔，那种俊朗甚至带有一种严密、针对镜头特化的适配性。
只是他的衣着……有些用力过猛。
一件洗到发白的The Smiths乐队T恤，搭配一条明显是重金购得的、做旧效果却极其刻板的赤耳丹宁裤，脚上一双崭新的马丁靴，光洁得仿佛从未沾染过街头的尘土。
这一切组合起来，像是一场关于“复古文艺青年”的主题扮演。
每个部件都正确，但拼接处却透着一股无法忽视的割裂感与不自然。
他从一个帆布包里取出一台小巧的摄像机，然后略显笨拙地摆弄起来。
那是一台瑞士产的Bolex 155 Super，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经典之作。
抛光的金属机身在阅览室柔和的光线下反射着冷峻的光泽，镜头沉默地凝视着这个不属于它的时代。
他试图将它固定在一个微型三脚架上，但那脆弱的关节似乎并不听从他的指挥。
“需要帮忙吗？”
我的声音不大，控制在刚好能被他听见的幅度。
他闻声抬头，动作有片刻的迟疑，似乎没料到会有人主动搭话。
随即，他露出了一个堪称完美的、只应出现在电影银幕上的笑容。
那种笑容里混合了恰到好处的惊讶、一丝羞赧和全然的友善。
“当然，我是说，谢谢。
如果您恰好知道这老古董该怎么用的话。”
他自觉地将音量压得极低，声线如同气泡在水中上浮，轻盈而悦耳。
我站起身，接过那台摄像机。
机身入手冰凉。
我熟练地校准了三脚架的球形云台，将机身稳固地锁死，然后调整焦距，将取景框对准我的座位。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不过数秒。
“太感谢了。”
他由衷地赞叹。
“不客气。”
我将弄好的设备递还给他，“如今，愿意耗费心力去保养这种老伙计的年轻人可不多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