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当时信心满满，拍着胸脯说：“陛下放心，只要给臣足够的兵权、军饷和粮草，臣保证五年之内，收复辽东所有失地，把后金赶回老巢！”

崇祯一听，高兴得不行，当场就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把辽东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了他，还赏赐了他尚方宝剑，说：“袁爱卿，朕把辽东交给你了，你可以便宜行事，要是有将领不听指挥，你可以先斩后奏！”

《明史·袁崇焕传》里记载：“崇祯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天津军务，所司敦促上道。七月，崇焕入都，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崇焕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帝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

可袁崇焕的“五年平辽”，其实是个“画饼”。他心里清楚，以大明当时的实力，别说五年收复辽东，能守住现有的城池就不错了——明军战斗力差，军饷不足，士兵逃亡严重，而后金军队骁勇善战，还控制了辽东的大片土地。他之所以说“五年平辽”，一是想让崇祯放心，二是想拿到更多的资源。

袁崇焕到了辽东后，确实做了不少事：他整顿军纪，把那些贪生怕死的将领革职，提拔了祖大寿、赵率教等有能力的将领；他加固城池，补充武器，尤其是红衣大炮，让宁远、锦州等城池成了后金军队难以攻克的堡垒；他还安抚百姓，鼓励流民开垦荒地，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

一开始，效果还不错。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率军进攻锦州，袁崇焕派祖大寿率军支援，在锦州城外与后金军展开激战，最后打退了后金军，史称“宁锦大捷”。消息传到北京，崇祯很高兴，又赏赐了袁崇焕不少金银珠宝。

可皇太极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袁崇焕不好对付，就改变了策略——不打辽东的坚城，而是绕过山海关，从蒙古草原南下，进攻北京。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领十万大军，绕过山海关，突破长城，直逼北京。

北京城里一片恐慌，崇祯也慌了，赶紧下令让袁崇焕率军回师救援。袁崇焕接到命令后，率军星夜兼程，赶到北京城外，在广渠门、左安门等地与后金军展开激战，总算把后金军挡在了城外。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可就在这个时候，皇太极使出了“反间计”。他故意让两个被俘的明朝太监听到“袁崇焕与后金勾结，想献出北京”的假消息，然后又故意把这两个太监放了回去。这两个太监回到北京后，赶紧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崇祯。

崇祯本来就多疑，加上之前袁崇焕“五年平辽”的承诺没兑现，还有人弹劾袁崇焕“拥兵自重，不遵圣旨”，他立马就信了太监的话，认为袁崇焕真的背叛了大明。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二月，崇祯以“议饷”为由，把袁崇焕召进皇宫，然后下令把他抓起来，关进了诏狱。大臣们纷纷为袁崇焕求情，说“袁崇焕是忠臣，他不可能背叛大明，陛下一定是误会了”，可崇祯根本不听。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八月，崇祯下旨，把袁崇焕凌迟处死。凌迟是最残忍的刑罚，要把人身上的肉一片片割下来，一共要割三千多刀。袁崇焕被处死那天，北京城里的老百姓不知道真相，还以为他是叛徒，纷纷冲上去抢他的肉吃，场面惨不忍睹。

袁崇焕死后，辽东的明军彻底没了主心骨，祖大寿等将领心灰意冷，有的甚至投降了后金。崇祯亲手毁掉了自己的“救命稻草”，辽东的局势变得更加糟糕。多年后，当崇祯知道袁崇焕是被冤枉的，后悔得肠子都青了，可一切都晚了——大明再也没有像袁崇焕这样能扛得起抗金大旗的将领了。

除掉魏忠贤，杀了袁崇焕，崇祯本以为能喘口气，可没想到，麻烦越来越多，简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先说外患。袁崇焕死后，皇太极更加肆无忌惮。他不仅经常率军进攻辽东、河北等地，还在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称帝，改国号为“清”，正式跟大明分庭抗礼。清军先后五次绕过山海关，进入中原地区，抢了大量的人口、粮食和财物，甚至还打到了山东，攻占了济南，俘虏了德王朱由枢。

每次清军入侵，崇祯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派军队去抵抗，可明军要么打不过，要么不敢打，只能眼睁睁看着清军烧杀抢掠。有一次，清军打到北京附近，崇祯召集大臣们商量对策，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没人敢说话——有的怕说错话被治罪，有的根本没什么好办法。崇祯气得拍桌子，说：“你们都是大明的官员，拿着朝廷的俸禄，现在国家有难，你们却一个个像缩头乌龟，朕要你们何用！”

再说说内忧，陕西、河南等地的旱灾、蝗灾越来越严重，老百姓没饭吃，只能起来造反。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陕西的王二率先起义，拉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紧接着，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首领纷纷崛起，他们率领流民，攻打城池，杀贪官，分粮食，队伍越来越壮大。

崇祯一开始没把这些“流民”放在眼里，觉得派军队去镇压就能搞定。可他没想到，这些起义军就像“打不死的小强”——明军来了，他们就跑；明军走了，他们又回来；粮食不够了，就去抢官府的粮仓；士兵不够了，就招募流民。而且，起义军还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深受老百姓的欢迎，越来越多的流民加入了起义军。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高迎祥率领起义军攻占了陕西的多个县城，直逼西安；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起义军突破黄河天险，进入河南、湖北等地，势力范围越来越大；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十三家起义军在河南荥阳召开会议，商量如何对抗明军，史称“荥阳大会”。这次会议后，起义军开始联合作战，给明军造成了更大的打击。

有个地方官给崇祯递了一份奏折，描述了当时的惨状：“陕西、河南等地，千里无烟，白骨露于野，流民数十万，皆从贼（起义军）。贼至，百姓争献粮食；官军至，百姓闭户不出。”崇祯看了奏折，忍不住哭了——他知道，老百姓已经不相信大明了，这比清军入侵、起义军攻城更可怕。

更让崇祯头疼的是，国库没钱了。连年打仗，既要给辽东的明军发军饷，又要给镇压起义军的明军发军饷，还要赈济灾民，可朝廷的收入却越来越少——土地兼并严重，很多良田被地主、藩王霸占，他们不交赋税；流民越来越多，没人种地，粮食减产，赋税也收不上来；官员贪污腐败，就算收上来一点赋税，也被他们中饱私囊。

崇祯为了筹钱，想尽了办法：他下令让大臣们捐钱，可大臣们一个个哭穷，说自己“家里没钱”——有的说“我家只有几亩薄田，每年的收入只够糊口”，有的说“我当官多年，两袖清风，没攒下什么钱”。崇祯的岳父周奎，家里很有钱，可他也只捐了一万两银子，还说“这是我全部的家当了”。

没办法，崇祯只能加重赋税，在原来的“一条鞭法”基础上，又加了“辽饷”（用来对抗后金的军饷）、“剿饷”（用来镇压起义军的军饷）、“练饷”（用来训练军队的军饷），合称“三饷”。可这无疑是“饮鸩止渴”——老百姓本来就没饭吃，再加重赋税，更是雪上加霜，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被逼得加入了起义军。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明史·食货志》里说：“至崇祯三年，军饷益绌崇祯，户部尚书毕自严疏言：‘今岁边饷需银三百二十四万，而帑藏仅存八十四万，不足者二百四十万。’”意思是到了崇祯三年，军饷缺口越来越大，户部账上只有八十四万两银子，却要拿出三百二十四万两给边军，差了整整二百四十万两。这么大的窟窿，崇祯就算把皇宫卖了也填不上，只能眼睁睁看着军队因为没军饷而溃散，看着起义军因为没人镇压而壮大。

这时候的崇祯，就像一个被按在火上烤的人——外面有清军虎视眈眈，里面有起义军四处作乱，国库空空如也，大臣们要么敷衍了事，要么互相拆台，他想做点什么，却处处受制，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有好几次，他在朝堂上跟大臣们争论军饷、灾情的事，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哭了，说：“朕不是亡国之君，可你们怎么都像亡国之臣啊！”大臣们也只能低着头，没人敢接话——他们知道崇祯难，可他们也没办法。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大明的局势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占了河南的多个城池，张献忠则率军进入四川，一路攻城掠地；清军也在皇太极的带领下，不断进攻辽东，明军节节败退。崇祯急需一个能“救火”的将领，而洪承畴，成了他最后的希望。

洪承畴是福建南安人，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的进士，跟袁崇焕一样，也是“文官带兵”的典范。他早年在陕西、河南等地镇压农民起义，打仗很有一套——他不像其他将领那样只会硬拼，而是擅长“剿抚并用”，一边派兵攻打起义军，一边招抚流民，让他们回乡种地，很多起义军都被他打散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洪承畴率军在陕西潼关大败高迎祥的起义军，俘虏了高迎祥，押回北京处死，李自成不得不接过起义军的大旗，躲进商洛山，暂时不敢出来。

崇祯觉得洪承畴是个难得的人才，就把他调往辽东，任命他为蓟辽总督，让他负责抵御清军。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洪承畴到了辽东后，没有急着跟清军打仗，而是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他加固城池，训练士兵，囤积粮草，还跟朝鲜、蒙古部落搞好关系，想形成“联合抗清”的局面。一开始，这个策略还挺管用，清军几次进攻都被洪承畴打退了，辽东的局势暂时稳定了下来。

可崇祯没耐心等了。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清军围攻辽东的重镇锦州，锦州守将祖大寿向洪承畴求救。崇祯得知后，急得不行，一再下旨让洪承畴率军救援锦州，还派了太监去辽东督战，说“要是锦州丢了，辽东就彻底完了，你洪承畴也别回来了”。

洪承畴本来想等粮草准备充足了再出兵，可架不住崇祯的催促，只能率军十三万，从宁远出发，去救援锦州。皇太极得知洪承畴出兵，亲自率领清军主力，赶到锦州附近的松山，设下埋伏。洪承畴率军到了松山后，想跟清军决战，可清军却不跟他打，而是切断了明军的粮道。明军没了粮食，士兵们开始恐慌，有的士兵甚至偷偷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