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努力，效果还是挺明显的。他在给杜微的信里说：

“王元泰、李伯仁、王文仪、杨季休、丁君干、李永南兄弟、文仲宝等”人都已经在蜀汉做官了，大家都盼着杜微也能加入。信里提到的王元泰（王谋）是汉嘉郡（今四川雅安、汉源一带）人；

杨季休（杨洪）是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李永南兄弟（李邵、李朝）是广汉绵竹人；

文仲宝（文恭）是梓潼人。除了李伯仁、王文仪（王连，南阳人）、丁君干（丁玄，山阳郡人，曾是刘璋的幕僚）这些非蜀地或益州知名人士外，大多是蜀地本土士人。这说明，诸葛亮主政初期，蜀汉政权和蜀地本土士人达成了谅解，能相互合作。

不过，也得看到，诸葛亮对蜀地士人的征辟和任命，是有区别的。

他任命杨洪为蜀郡太守、忠节将军，李邵为丞相府西曹掾，文恭为州治中从事、丞相参军，而让王谋做太常，秦宓、五梁、杜微做益州别驾、功曹和主簿。

这么安排，其实是在安抚蜀地士人。蜀汉设置益州牧，这里面大有文章，只是暂时没表现出来。蜀地当时是大汉十三州之一，按说总有一天要去收复其他州郡，但行政上却虚设了益州官署。

不然的话，一个州要承担从中央到地方四级的行政任务，财政肯定承受不住，行政效率也高不了。

实际上，真正治理地方的官职，都是以丞相府属官兼任益州治中从事的方式来任命的。

也就是说，诸葛亮虽然任用了蜀地士人，但还是采用了“名气大的尊而不授实权，名气小的实际掌权”的办法。

当然，后人也能理解诸葛亮的用心。就像他在给杜微的第二封信里说的：

“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那些有名望的士人，身上背着各种“偶像包袱”，很难和新政权好好合作，只能把他们当作政治“神龛”供着；

而被他提拔起来的新人，更容易成为蜀汉政权的支持者。

刘备去世后，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和地方大姓纷纷反叛，蜀汉政权一度风雨飘摇，甚至让曹魏产生了蜀汉快不行了的错觉，还派人来劝降。

但这也成了诸葛亮和蜀地士人全力合作的契机。且不说《襄阳记》里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战略，诸葛亮南征，完全是依靠马忠、李恢、吕凯、张嶷等熟悉当地情况的益州中下层官吏，才把叛军一一平定，让蜀汉平稳度过了动荡期。

之后，诸葛亮又任用他们镇守地方，这才为北伐创造了没有后顾之忧的条件。从这方面看，他对蜀地本土士人的笼络，是非常成功的。

三、对中下层的提拔与培养

晋代学者常璩写的《华阳国志》里说，“豫州（刘备）入蜀，荆、楚人贵”。

这话在后世很流行，不少研究蜀汉的史家，都提到荆襄势力在蜀汉政权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压制了本土势力的发展，导致后来蜀汉人才断层，成了三国里最早灭亡的。

要是只看蜀汉政权的人员构成，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蜀汉存在的43年里，见于史书的核心决策人员，像尚书、尚书仆射、尚书令以及其他平级或录尚书事级别的官员，一共有32人。

其中，来自荆襄势力的有22人，“元从势力”的有2人，来自凉州地区的有2人，蜀地的有5人，还有1人不详。到了郎中级别的官吏，蜀地本土的才能占到一半，确实是“荆、楚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