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简短的话语，满含着诸葛亮对刘禅的认可与期许。

为了将刘禅培养成一位英明有为的君主，诸葛亮更是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刘备在病重之际，曾嘱咐刘禅，听闻丞相为他写了《申》《韩》《管子》《六韬》这几部书，可惜还未送到就遗失了，让刘禅自己再去寻求闻达之路。

从这可以想见，诸葛亮在永安期间，一边要处理繁重的军政要务，一边还在为刘禅精心撰写、挑选这些涉及政治、军事与帝王之术的书籍。

明代大才子杨慎曾评价《六韬》“述兵权，多奇计”，《管子》“贵轻重，慎权衡”，《申子》“修名实”，《韩子》“以事权”，这些书籍正好能弥补刘禅“宽厚，襟量有余而权智不足”的缺点。

诸葛亮的这一番用心，尽显他对刘禅这位嗣君的一片忠诚与殷切期望。

而刘禅，也并非如一些人刻板印象中那般，是个全然不堪的“阿斗”。

章武二年（222）冬十二月，刘备亲自率领蜀汉大军，在夷陵之战中惨败于江东陆逊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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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刘备又身患重病的消息传出，汉嘉郡（郡治汉嘉县，今四川名山北）太守黄元，见有机可乘，便举兵据城反叛。当时，诸葛亮尚来不及发兵平叛，就赶赴永安去照料刘备了。

黄元听闻诸葛亮不在成都，觉得“成都单虚”，便“遂无所惮”，不仅攻占了蜀郡临邛县（今四川邛崃），还放火烧毁城池。一时之间，成都城内人心惶惶，震动不已。

就在这紧要关头，年轻的刘禅展现出了他并非全然无知的一面。他采纳了益州治中从事杨洪的建议，迅速调集京城内的亲兵，交给将军陈智，让其进兵讨伐黄元。

最终，黄元兵败，顺流逃投向孙权，却被自己的亲兵擒获，“生致成都斩之”。虽然此次平叛，谋主是杨洪，统兵的是陈智，但最终做出“决断”的，却是身为太子的刘禅。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阿斗”并非对政治、军事之事全然懵懂无知。

刘禅即位之后，以父礼侍奉诸葛亮。史书之上，清晰地记载着当时的情景：“祭由寡人，政则葛氏”。蜀汉的一切内外方针，无论大小，“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蜀汉一直以两汉正统自居，其官职制度也大多继承两汉，而在两汉的官制体系中，丞相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章武元年（221），诸葛亮就已经被拜为丞相。刘备去世后，作为蜀汉的首辅大臣，诸葛亮“开府治事”，组建起了以丞相为首的“责任内阁”。

这个“责任内阁”，拥有独立的行政僚属机构，具备人事任免的权力，能够依照皇帝的命令，独立地行使职权。

僚属们分别管理着各个部门，诸如蜀汉政权中的军师祭酒、前后军师、长史、司马、主簿、参军、行参军、东曹掾、西曹掾、仓曹掾、令史、记室、门下督等，这些部门与机构，都与丞相府的职能紧密相连。

章武二年（建兴二年），诸葛亮又兼任了空置数年的益州牧。说起来，蜀汉实际统治的地域，其实只有益州之地，益州的汉郡与中央机构几乎是重叠的。

刘备入蜀之后，曾自领益州牧，他称帝之后，益州牧之职便一直空缺着。刘禅称帝后，虽有李严为镇东将军（今甘肃一带）牧、李恢领交州（今岭南及越南北部）刺史之类的州职任命，但这些都只是虚职遥领，并无实际的管辖权力。

而蜀汉政权实际统治的益州，其州级建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是虚缺的。

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皇帝自己不便再担任一个属于下属的官衔（历史上大约也只有明成宗曾封自己为“镇国公总戊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

可要是将益州牧的职务交给其他人，又担心其州职权重，容易出现“震主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