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政治层面上，不设置益州牧，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感觉，仿佛蜀汉就是益州，益州就是蜀汉，给人一种偏安一隅、割据自保的印象，从而对兴复汉室的伟大事业产生消极的影响。

诸葛亮恢复益州的州级建制，其深意就在于宣示：区区益州，不过是大汉帝国天下十三州郡中的一个罢了。以此来表明，蜀汉在巴蜀的统治，并非是割据一方，而是大汉正统的延续，是为了兴复汉室而存在的。

诸葛亮以丞相的身份兼领益州牧，其背后有着深刻的道理。

这就如同日后东南朝的习尉，以辅政大臣的身份兼领扬州刺史一般，因为扬州是京畿所在，人口众多、财赋集中。在三国时代，“牧”的权位又比“刺史”更重，拥有行政与军政两方面的巨大权力。

诸葛亮身兼丞相与益州牧，蜀汉的权力自然就集中到了他一个人的手中。

换句话说，后主刘禅作为蜀汉政权名义上的君主，并不拥有对军国大事的最终决策权，统治的决策与实施大权，实际上掌握在丞相诸葛亮的手中。

不仅如此，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在北伐的前夕，临行之前呈上了《出师表》。在这篇流传千古的表文中，诸葛亮对蜀汉的军事事务做出了通盘的规划，明确规定了后主刘禅不得干预的职权界限。

在人事安排方面，诸葛亮恳切地要求后主“亲贤臣，远小人”，不能因为自己是一国之君，就在京城为所欲为。当诸葛亮离开成都，前往北伐前线之后，他的权力并没有移交给后主刘禅，而是由蒋琬等人接替。

诸葛亮还升董允为侍中，“领虎中郎将，统宿卫亲兵”，并嘱咐刘禅，“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

此外，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还提到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这句话的深意，在于希望通过宫（皇宫，代表皇帝及宫廷事务）与府（丞相府，代表政府及行政事务）之间的协调配合，来保证行政的顺畅运行。

宫、府的分治，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期的内朝与外朝之分。汉宣帝曾以内朝凌驾于外朝之上，让丞相如同仆从一般。

小主，

对于汉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来说，这种制度能够满足他集权的需要，而且他也有能力驾驭这种体制。

可到了东汉后期，尤其是桓帝、灵帝在位的时候，这种制度却演变成了宫中的中常侍操弄权柄，他们逾越正常的行政程序，肆意干预政事，最终导致朝政混乱不堪。

在诸葛亮看来，宫与府虽然有所区分，但不应存在差异与偏私，不能让宫内与宫外施行不同的法度。

在论刑论赏这类关乎国政的事情上，后主不能因为宫中的某些因素，就使宫与府对立起来。

他希望宫中与府中，各自坚守自己的职责与分际，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同时又能保持协调与畅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通人和的理想局面。

这种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政治模式，不禁让人想到春秋时期齐桓公与管仲的君臣关系，那简直是异曲同工之妙。

齐桓公“不作为”，将众多的政务都交给管仲去处理，却因为管仲的“有为”，成就了“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霸业。

而在蜀汉，也正是在诸葛亮的精心治理之下，国家维持着正常的运转与发展，在三国的纷争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岁月悠悠，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刘备、刘禅与诸葛亮的故事，早已沉淀在时光的深处。

但那段“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君臣情谊，那份诸葛亮对蜀汉、对刘禅的忠诚与担当，还有刘禅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成长与表现，都如同一坛陈年老酒，在岁月的窖藏中，愈发醇厚，让每一个触摸到这段历史的人，都能从中品味出无尽的感慨与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