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孙权身上，吴嘉禾二年（233），公孙渊向孙权称臣，魏国的东吴之力来达到其割据辽东之目的，孙权大喜，下诏封公孙渊为燕王，并派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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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在九锡文中以汉光武帝为例，而把公孙渊比作窦融，显然也是期望通过赐九锡这种殊荣来笼络公孙渊，同样没有任何认可封称帝的意味在在。

更有甚者，东汉王朝还在名义上存在的时候，曹操就以汉献带名义，拜交州刺史张津为“交州牧”，“加以九锡六佾之舞”。

区区边地州牧也获得“九锡六佾”的殊荣，这当然也不是在鼓励张津准地自诞生出不臣之心。由于这几个事例的存在，回书李严中的“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与诸葛亮是否有不臣之心，就更加没有逻辑上的关系了。

善始善终

另外，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李严传》里的这段记载，又是个不折不扣的“孤证”。除它外，史籍上再也看不到诸葛亮自己或他人为其请功封赏的任何资料。

宋人胡寅在《致堂读史管见》也感叹，“孔明身都将相，手握强兵，专制一隅，势逼四海，亦何所求而不得。纵不外在，《自表后主》可以究生刃其家！”

但，在这篇里，诸葛亮却这样表露自己的心迹，“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

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尽管诸葛亮有条件、有能力取那最高权位，但他没有想过那样做，无怪乎胡寅又说，诸葛亮“虽疏远矣！亦何愧于伊尹、周公矣！”

而从例子横向比较，对禅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的记载是个异数。三国以降，君权往往不接，权臣欺凌弱君事例，每每有之。

其中最常见的一个事例，就是在魏孝静帝元善见居然被权臣高澄逼问了一句“陛下何意反”。皇帝造反，真真谓天下奇谈了。

就算是三国时期的魏、吴两国，或臣以权诈获罪，酷刑相加，或君臣相残，内争不断，终至失国，反而例子在是不少的。譬如司马懿，有“鹰视狼顾之相”，曹操曾警告曹丕：“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

不幸被曹操言中，魏明帝病重之时，托孤给司马懿。结果高平陵政变（249），政归司马氏，开始了司马氏祖孙三代公开取代曹魏王朝的一页。以后，司马师废曹芳，孙。

师废曹芳，立曹髦。司马昭杀曹髦，立曹奂。结果曹奂禅位给司马炎，魏亡。魏朝接连三帝沦为傀儡，甚至欲为傀儡而不得，只留下曹髦一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哀叹。

或许有人会说，司马氏夺权固然残忍，所谓“司马昭，名士减半”，但魏朝究竟是大国，故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魏晋交替不会影响国本。那么与蜀汉同为盟国的吴国，其君臣关系又是否和睦呢？

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吴宫干戈，实在不次于魏。

吴太元二年（252），吴大帝孙权临终将10岁的小儿子孙亮托孤于孙弘、诸葛恪、孙峻、滕胤、吕据等人。孙权生前，前太子孙和与弟孙霸争太子位，两败俱伤。

孙弘是霸党，诸葛恪是和党，二人不和，孙权却让二人一起辅政。

结果，孙弘利用中书令身份，压住孙权的死讯，想假传圣旨杀诸葛恪。孙峻把孙弘的图谋告诉了诸葛恪。诸葛恪邀孙弘议事，趁机杀了他。

这就开了吴国顾命大臣内讧的恶例，此后诸葛恪独揽朝政、又引起孙峻等人不满，于是孙峻、孙亮、伏兵诛杀诸葛恪全族。从此孙峻为丞相，专擅朝政。

四年以后，孙峻病死，把军权交给从弟孙琳。吕据不服，孙琳便杀吕据、滕胤。

到太平二年（257），吴主孙亮亲政，孙琳害怕会对自己不利，擅行废立，改立琅琊王孙休为皇帝。

从血缘关系上说，孙琳只是孙坚弟弟孙静的曾孙，与东吴皇室血缘关系非常疏远。虽然一笔写不出两个“孙”字，但这个权臣的作为，几与异姓权臣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