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怕是再难有那样的日子了。”一位老船长醉眼朦胧地趴在桌上，含糊地说道。

王景弘重重放下酒杯，看向一直沉默寡言、只是静静聆听的郑和：“郑公，难道我们……我们这些老兄弟，还有那些船，就真的只能在这里慢慢朽烂了吗？先帝的宏图大业，真的就这么……断了？”

郑和没有立刻回答，他望着窗外秦淮河上零星闪烁的渔火，目光深邃，仿佛能穿透这南方的夜色，看到北方那座冰雪覆盖的京城。“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他缓缓吟道，声音平静，“新帝有新政，意在休养生息，亦无可厚非。我等臣子，谨守本分便是。”

他的话听起来无可挑剔，但王景弘等人却能听出那平静之下深藏的无力与不甘。希望，如同风中残烛，微弱得几乎看不见。

然而，历史的走向，有时就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即位尚不足一年的明仁宗朱高炽，竟骤然病逝于北京钦安殿。消息传到南京，举城震惊哀悼之余，一种微妙的政治空气再次开始流动。这位以“罢西洋宝船”着称的皇帝，其短暂统治的结束，似乎也让那道禁锢着海洋梦想的枷锁，出现了一丝松动的可能。

很快，年轻的皇太子朱瞻基在北京继位，是为明宣宗，翌年改元宣德。新帝登基，万象待新。朝堂之上，关于是否重启下西洋的争论，在沉寂数年之后，再次悄然兴起。支持者认为，先帝（仁宗）罢宝船乃权宜之计，如今天下渐安，正当效法太宗皇帝遗志，再扬国威于海外，亦可缓解东南沿海因贸易萎缩带来的一些压力；反对者则依旧高举“恤民力”、“节国用”的大旗，认为北虏威胁犹在，内政仍需投入，不应重启劳民伤财的远航。

这些来自北京的零星消息，如同投入古井的石子，在郑和看似平静的心湖中，漾开了一圈圈涟漪。他开始更加关注北方的邸报，与京中旧友的通信也频繁了些许。但他依旧谨慎，在公开场合绝口不提下西洋之事，只是将那份日益强烈的期待与不安，深深压在心底。

这一日，南京飘着细密的冬雨。郑和正在守备府中批阅关于修缮孝陵卫营房的文书，门吏来报，称有北京来的使者求见，持有司礼监的关防。

郑和心中一动，面上却不露声色：“请至偏厅奉茶，我即刻便到。”

来到偏厅，只见一位身着青色宦官常服、面容精干、眼神清澈的年轻太监站起身来，恭敬行礼：“奴婢内官监少监侯显，奉皇爷密旨，特来拜见郑守备。”他口中称的是北京宫里对皇帝的称呼“皇爷”，而非南京官场惯用的“皇上”，细微之处，已显亲近与使命的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