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深秋，改革的风已经吹遍县城的街巷。供销社的红招牌旁，“李记杂货”“王婶裁缝铺”的蓝底白字招牌挤挤挨挨，有的用竹竿挑着，有的钉在砖墙上，风一吹就晃得厉害——这是改革开放的第八年，“个体经营”不再是稀罕词，连街头修鞋的大爷都敢把“便民修鞋”的木牌摆在显眼处。

宋家超市新铺的水泥场地还带着点潮气，十月的秋风卷着金黄的落叶，在场地边缘打了个旋，又被一辆驮着山货的自行车带起的风推着，贴到了玻璃门上。店里，周晓云正踮着脚往铁皮柜里塞第三本账本，蓝布衫的衣角蹭过柜面，她手指捏着账本边缘顿了顿——账本里每一页的盈利数字都用红笔圈着，从月初的“586元”到月末的“1240元”，曲线像场地上的日头，一天天往上爬。锁铁皮柜时，“咔嗒”一声脆响，满是踏实的满足。

可林薇的心却跟着窗外的落叶飘着。她站在二楼新隔出的办公室窗前，指尖无意识地抠着窗框上没打磨平的木刺——楼下的街道比半年前热闹了三倍，挑着菜筐的农妇、扛着工具的工人、穿着的确良衬衫的个体户，挤在路中间讨价还价。她的目光却锁在街角那家刚挂好的“利民山货铺”上：红底招牌，连“代收本地山货”的字样都跟宋家超市的如出一辙。这是两个月里第三家模仿他们的店了。

“看什么呢？”楚瑶推门进来，手里的搪瓷杯碰在一起叮当作响，两杯茉莉花茶冒着热气，茶香混着楼下飘来的煤烟味，在阳光下缠成细缕。她顺着林薇的目光望过去，眉头轻轻皱起：“又看那家新铺子？我昨天去邮电局寄山货，听见俩汉子蹲在门口抽烟，说要凑钱盘下西街的空铺面，还问邮电局的人‘宋家超市的包装在哪印的’。”

林薇接过茶杯，指尖触到温热的杯壁，却没驱散心底的慌：“不是怕模仿，是怕咱们慢了。”她低头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茶水晃出细小的涟漪，“你忘了上个月县工商局的人来？说现在全县登记的个体工商户比去年多了一倍，再不想办法，城西、开发区的顾客就要被别人抢走了。”

楚瑶的指尖在杯沿划了圈，眼里的光暗了暗：“我想起现代商业，好多店就是盲目扩张，管理没跟上，进货渠道又乱，最后资金链断了，连老本都赔了。”她顿了顿，声音压得低了些，“咱们要是开分店，得投两万三——这钱够普通工人挣三年，万一砸了……”

这话像块小石子，砸在林薇心里。她想起前几天去城西新村调研的场景：一群大妈拎着空菜篮往公交站跑，其中一个张婶拽着她说“姑娘，你们超市要是在这开个分店就好了，我每次去买袋米，扛着走两站路，肩膀都磨红了”；开发区更甚，上千号工人围着个临时小摊抢肥皂，摊主手里的货早空了，还在喊“明天再来，今天的卖完了”。可县里刚贴的《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扩大经营的通知》还贴在供销社墙上，红漆刷的“大胆闯，大胆试”格外醒目——政策是机遇，可两万三的投入，是宋家攥在手心里的家底。

家庭会议定在晚饭后，院子里的老槐树叶落了一地，宋老实蹲在门口扫落叶，扫帚划过地面“沙沙”响。石桌上摆着周晓云炒的南瓜子、一壶晾温的菊花茶，她还贴心地点了根艾草绳，淡青色的烟圈飘在半空，把蚊子赶得远远的。可没人有心思吃瓜子。

“开分店？”宋卫东第一个跳起来，手里的南瓜子撒了一地，他慌忙蹲下去捡，指尖却在发抖，“不行！万一赔了怎么办？咱们这几个月好不容易攒下点钱，我跑运输天天起早贪黑，就是想安稳点！”他抬起头，眼里满是焦虑，“上次去邻县送货，看见有家超市倒闭了，货堆在门口没人要，老板蹲在地上哭，多惨啊！”

宋卫国轻轻按住弟弟的肩膀，指节因为用力泛了白，却还是沉声道：“你先听薇薇把话说完。”他转向林薇，目光里带着询问，“两万三，具体要花在哪些地方？能不能省点？”

林薇展开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单子，指尖划过纸面：“城西新村门口的铺面，月租八十，押三付一要三百二；装修要刷墙、打货架，得五百；第一次进货，山货、日用品、粮油，最少要一万五；还要雇两个店员，每月工资各五十，先付三个月……加起来就是两万三。”

“两万三！”李红梅正在给小草剥瓜子，手一抖，瓜子仁掉在地上。小草赶紧爬过去捡，小手里攥着瓜子仁，奶声奶气地说：“妈妈，粒粒皆辛苦，不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