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兵团营地一片寂静，只有风声在呼啸。李卫东披上大衣，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向卫生所。肖霄迷迷糊糊地躺着，感觉意识在一点点飘远。他仿佛又回到了上海，看到了外滩的灯光，听到了弄堂里的叫卖声，看到了苏晨微笑着向他走来...

“晨...”他无意识地喃喃自语，手在枕头下摸索着那条红围巾。

不知过了多久，卫生员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带着一个简陋的药箱。他给肖霄量了体温，检查了症状，最后摇摇头：“重感冒，可能转肺炎了。得打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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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凉的针头刺进皮肤，肖霄忍不住瑟缩了一下。注射后，卫生员留下几片药：“明天要是还不好转，就得送团部医院了。”

那一夜，肖霄在高烧和寒冷中辗转反侧。李卫东把自己的被子也盖在他身上，整夜守在他身边，不时用冷水浸湿毛巾敷在他额头上。

天亮时分，肖霄的高烧终于退了一些，但身体依然虚弱无力。赵连长来看他，眉头紧锁：“今天休息一天。但明天的思想教育会必须参加，团里领导要来检查。”

肖霄虚弱地点点头。他知道所谓的“思想教育会”是什么——学习毛主席语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汇报思想改造情况。这是兵团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人能够缺席。

第二天，尽管身体依然虚弱，肖霄还是勉强起床参加了思想教育会。会场设在大食堂里，几百名知青挤在一起，呼出的白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凝结。

团政委是个面色严肃的中年人，讲话带着浓重的口音：“...知识青年到农村来，不仅要劳动锻炼，更要思想改造！要彻底抛弃小资产阶级情调，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肖霄强打精神听着，但头晕目眩，几乎坐不稳。他感觉政委的声音时而遥远，时而刺耳，像针一样扎进他的大脑。

“有些同志，”政委突然提高了音量，“虽然劳动表现不错，但思想上还有问题！比如画画！画那些风景花草，有什么革命意义？能不能反映火热的斗争生活？”

肖霄的心一沉。他意识到政委的话是针对他的。果然，几个知青偷偷向他投来异样的目光。

会后，赵连长把他叫到办公室：“政委的话你听到了？以后画画要注意内容，多反映知青的劳动生活，少画那些风花雪月的东西。”

肖霄沉默地点点头。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连最后一点精神寄托都要被剥夺吗？

从那天起，肖霄的生活进入了更加艰难的阶段。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就要继续参加繁重的劳动；精神上则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他必须小心翼翼地选择绘画题材，避免任何可能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内容。

物质生活也越发匮乏。随着严冬的到来，新鲜蔬菜几乎绝迹，餐桌上只剩下土豆、白菜和咸菜。偶尔有一点肉星，也是冻得硬邦邦的，难以下咽。

一个休息日，肖霄终于有机会去团部寄信。他揣着写给父母和苏晨的信，踏着深雪走了三里地方到达团部邮电所。

邮电所里挤满了知青，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期盼的神情——收到家信是在这苦寒之地最大的慰藉。肖霄排队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轮到他把信交给工作人员。

“上海的信件要多久能到？”他忍不住问。

工作人员头也不抬：“半个月到一个月吧，看天气。”

肖霄的心沉了下去。这意味着即使苏晨立即回信，他也要等至少一个月才能收到。在这漫长的一个月里，他将完全失去与她的联系。

寄完信，他在邮电所门口意外地遇到了李红梅。她怀里抱着一个包裹，脸上带着难得的笑容。

“家里寄东西来了？”肖霄问。

李红梅点点头：“妈妈寄的棉鞋和手套。你的信寄了？”

“刚寄出去。”肖霄看着她手中的包裹，心中涌起一阵羡慕。他已经很久没有收到家里的包裹了。

回营地的路上，两人默默走着。深雪没过脚踝，每走一步都很吃力。肖霄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很快就气喘吁吁。

“你没事吧？”李红梅关切地问，“脸色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