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副官递来一封电报，“巴黎方面催促我们必须在雨季前占领河内。”

利维耶瞥了一眼电报，目光投向远处隐约可见的红河河口。五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在墨绿色的海面上划出白色的航迹，惊飞了一群在礁石上歇脚的信天翁。

“告诉陆战队，4月1日黎明行动。”利维耶的声音平静而坚定，“记住，我们要的是煤矿和航道，不是无谓的杀戮。”

1882年4月的河内，闷热难当。清晨的浓雾尚未散去，法军的75毫米野战炮已经在城墙上炸开了第一个缺口。守城的黑旗军士兵被炮火惊醒，匆忙组织抵抗。

越南巡抚阮文祥在府衙内急得团团转，对浑身是血的传令兵喊道：“快给顺化送信！再向天朝求援！就说...就说红河要改道了！”

消息通过八百里加急，很快传到了北京紫禁城。时值阳春三月，御花园的海棠开得正盛。军机大臣们跪在养心殿东暖阁的冰裂纹地砖上，听着慈禧太后慢条斯理地问话：

“越南人又来哭诉了？”

恭亲王谨慎地回奏：“太后明鉴。黑旗军刘永福部尚在山西一带周旋，法军虽攻势凶猛，但一时半会儿还难以完全控制北圻。臣等以为当命滇桂两省暗中支援，但......”

“但什么？”太后拨弄着翡翠指甲套，“衅端不可自我而开，这话说得明白。让唐炯、徐延旭他们盯紧点就是了，别惹一身骚。”

就在清廷犹豫不决之际，1883年3月，法军攻占了鸿基煤矿。消息传到云南总督衙门时，唐炯正在品鉴新到的普洱茶。他放下钧窑茶盏，对幕僚苦笑道：

“徐延旭在广西按兵不动，我们云南又能如何？况且太后明确表示衅端不可自我而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