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中国，粮食短缺的阴影比上年更甚。持续的自然灾荒叠加经济调整的阵痛，让“饿”成了笼罩在百姓心头的乌云。

北平街头的难民较去年又多了数倍，他们蜷缩在墙角、桥洞，面黄肌瘦的脸颊上，眼神早已没了往日的光彩，有的孩子甚至因为饥饿，连哭闹的力气都没有，只是无力地靠在大人怀里。

四合院的日子更是难熬，粗粮掺着野菜的窝窝头都成了稀罕物，闫埠贵家的粮食早已见底，只能靠挖遍城郊的野菜勉强果腹？

贾家的棒梗和贾当饿得面黄肌瘦，秦淮茹偷偷抹泪，把仅有的一点杂粮都省给了孩子，自己常常一整天只喝两碗清水煮野菜。

何大清从香港购粮归来后，就没再停歇过。

他的100级农场成了最稳定的物资来源，15分钟一茬的高产作物连轴收割，优质小麦、水稻、玉米源源不断地产出。

同时，他还利用香港的渠道，联络更多爱国粮商，以合理价格采购国际市场的粮食，再通过军方护航的货轮运往天津港、上海港。

那段日子，何大清几乎是连轴转。

在北京，他要协调军部和地方政府，确保物资运抵后能快速分发到难民手中、工厂食堂和基层粮站。

在香港，他要盯着采购、装船，防止粮商掺假、运输出岔子。

偶尔还要飞往天津港，监督卸货和转运，确保每一粒粮食都能精准送达目的地。

他的见神不坏体质虽能支撑高强度劳作，但连日的奔波也让他眼底布满红血丝，军装的袖口磨出了毛边，原本挺拔的肩背也微微有些佝偻。

“何将军，这批300吨粮食刚分发到近郊粮站，那边反馈说，仅够当地难民和村民撑三天。”军部的联络官在电话里语气急切，“还有几个炼钢基地和铁路建设工地，工人们干着重活，粮食缺口更大，催着要补给。”

何大清捏着电话听筒，眉头紧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