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问了几句病情，那“男人”声音渐渐弱下去，最后变成一阵含糊的呜咽。

桂婆婆身体一软，瘫在椅子上，大口喘着粗气，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汗水把她花白的头发都打湿了，粘在额头上。

娘赶紧拉着我，放下鸡蛋，按照规矩，头也不回地走了。

说来也怪，爹的病，后来真的慢慢好了。

娘对桂婆婆更是信服得五体投地。

可我始终忘不了那晚桂婆婆扭曲的脸和那陌生的男人声音，心里怕极了。

后来我离家读书，工作，成了城里人，学了科学知识，更把问米这事当成愚昧落后的封建迷信，抛在了脑后。

直到去年，老家传来消息，桂婆婆快不行了。

我请了假回去。

一方面是尽点同村之谊，另一方面，心底深处，或许是想解开童年那个恐惧的结。

桂婆婆已经油尽灯枯，躺在床上，只剩一把骨头。

她无儿无女，平时只有一个远房侄女偶尔送点吃的。

村里人敬畏她，却没人愿意贴身照顾。

我去看她时，她意识还算清醒，认出是我，浑浊的眼睛里似乎有了一丝波动。

她让侄女出去，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

“娃……”

她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抓住我的手，那手冰冷，没有一点活气，

“婆婆……要走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喘了几口气，眼神变得有些空洞，望着黑黢黢的房梁，喃喃道：

“一辈子……都在跟‘下面’打交道……骗人……也骗己……”

我心头一跳。

“哪有什么……鬼魂上身……”

她嘴角扯出一个苦涩到极点的弧度，

“都是……装的。”

装的？

我愣住了。